历代书家对杨凝式的评价极高。苏轼认为:“自颜、柳氏后,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绪,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也。”(季伏昆编著《中国书论辑要》)《宣和书谱》卷十九称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纪殆遍。然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或有狂者之目。……而凝式笔迹独为雄强,与颜真卿行书相上下,自是当时翰墨中豪杰。”吴德旋 《初月楼论书随笔》云: “十年前见杨少师书,了不知其佳处何在。近习《步虚词》数十过,乃知后来苏、黄、米、董诸公,无不仿佛其意度者。”《唐诗外传》则评为:“凝式笔迹遒放,宗师欧阳询、颜真卿,加以纵逸。……其所题后,或真或草不可原诘。而论者谓其书自颜中书后一人而已。”黄庭坚对杨凝式更是推崇备至,把他比作“散僧入圣”,认为“由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唯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耳。……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马宗霍 《书林藻鉴》卷八·一八一)。其《跋杨凝式帖后》诗还云: “世人但学 《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从李建中的《土母帖》、蔡襄的《去德帖》、苏轼的《祭黄几道文》、黄庭坚的《徐纯中墓志铭》、米芾的 《向太后挽词》等就可知,杨凝式书法如《韭花帖》对宋代书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苏东坡、黄山谷以及米南宫等正是从二王、杨凝式等前贤那里各取所需,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树立起宋代尚意书风的大旗。

然而,杨凝式的影响绝非仅仅限于宋代,在杨凝式身后整整六百年的明朝,一代书坛领袖人物董其昌就异常强烈地受到了杨凝式作品(尤其是《韭花帖》)的艺术魅力的震撼和润养,集历代书法中二王谱系之大成,形成其不激不厉、闲雅清丽的风格。清代王文治《论书绝句》写道: “韭花一帖重璆��,千古华亭最赏音。想见昼眠人乍起,麦花铺案写秋阴。”道出了董华亭对 《韭花帖》的赞赏。李瑞清的一段话更是直截明了:“杨景度为由唐入宋一大枢纽。《韭花帖》笔笔敛锋入纸,《兰亭》法也。思翁以景度津逮平原,化其顿挫之迹,然终身不出范围。”(《书林藻鉴》卷八)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中就几番提及杨凝式的书法艺术:“杨景度书,自颜尚书、怀素得笔,而溢为奇怪,无五代衰荣之气。宋苏、黄、米皆宗之。《书谱》曰: ‘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景度之谓也。”“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晋、唐以后,惟杨凝式解此窍耳,赵吴兴未梦见在。”

但杨凝式在他《夏热帖》、《神仙起居法》等不衫不履的书作中,所显现的除了“率性而行”的自由抒写外,也暴露了书家自身的创新还不够成熟,有一定的生硬的拼凑痕迹,其流于粗服乱头的抒写表露出作者有一种 “颓唐”的心绪。因此,真正代表杨凝式的书法艺术审美价值取向和书史地位的,还是《韭花帖》及其所表现出的“疏朗而秀逸的整体布局,笔笔顿挫有序的线条,略有欹侧而不失平衡的间架,在向我们提示一种时空交错,但又趣味十分内敛精警的审美态势”(陈振濂《书法学综论》)。它“既没有前它的颜真卿开拓时所显现出的磅礴气势,也没有后它的苏东坡开拓时具备的随意性格——工稳的、含蓄的、精警的趣味,在五代是最应运而生并且必有大成的审美形态”(同上)。杨凝式的意义,除了他给我们留下了永可师范的艺术珍品《韭花帖》等外,还在于他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对整个中国书法艺术史进行思考的深远价值,即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与《韭花帖》为我们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以致把这两件作品放到一起,让人难以置信,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件作品、两种风格竟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正如杨守敬《学书迩言 ·评帖》所言: “杨凝式 《神仙起居法》,脱胎怀素,虽极纵横,而不伤雅道……杨凝式 《韭花帖》,醇古淡雅,实足三唐之殿,李西台未足以相拟也。”在前者,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感情至上、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 而在后者,我们所见的则是一个理性至上、率真儒雅的文人。这里除了“是杨凝式双重人格和表里不一的反映” (王世国 《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第九节)外,更重要的是它们给了后人一种神圣的启示:中国书法所体现的艺术精神本身就蕴含着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撞和中和,中国书法所呈现的不仅有形式美,更有一种“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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