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家底 自具风骨

纵观虞氏之书,笔致圆融遒逸,外柔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冠剑不可犯之色。其用笔精粹、典丽,以北方书体之结构特点而著称于书史,世称“虞体”。该体刚柔并济,方圆互用,立唐楷法式,堪称唐楷风范,故《唐人书评》称其“举止不凡,能中更能,妙有更妙”; 《述书赋·下》更赞“永兴超出,下笔如神,不落疏慢,无惭世珍”。
若论书学渊源,虞世南初以东魏《敬史君碑》,隋朝的《启法寺碑》、《龙藏寺碑》为学习范本。后巧与僧智永同里,永为“书圣”王羲之七世孙。《宣和书谱》说: “智永善书,得王羲之法。世南往师焉,于是专心不懈,妙得其体。晚年正书,遂与王羲之相后先。”因他于六朝碑版中打好了扎实基础,经智永稍加指点就能很快领悟。相传他常卧床于被中画腹习字,尽得二王之法。
若说二王时代的楷书独以小楷闻名于世,虞世南则直接继承了二王小楷书风格,开创出更为接近晋人楷书的“唐楷”,并使虞体楷书成为唐人时代风格的代表作。纵观虞体楷书,有如玉树临风,纤尘不染;点画结字,无丝毫火燥之气,且虞氏系东南人,其温和婉柔性格必然影响书作,这就使作品显得虽具右军之美韵而失其俊迈。虞氏之楷书,精神内守,以韵取胜。初看似温和有余,再视则筋骨内含。这种笔意由外露走向内含,实为大楷书法艺术历程上的一大进步。在虞体楷书作品中,最能反映世南高超书艺的当推《夫子庙堂碑》及《破邪论序》。
《夫子庙堂碑》又名《孔子庙堂碑》,系虞世南六十九岁所正书,它历来被公认为天下碑帖之 “妙”,有 “天下第一楷书”之美称。该碑原刻用笔俊朗圆腴,外柔内刚,字形稍狭长而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派平和中正之气象。然端视之,其中每一波法,无不一过而三折;每一浮鹅,无不调锋而再三;其一纵一横,无一平铺而直过者,乃至每一点划无不精思俯会,如见其血脉之流动。虞书之戈法,尤为精到,相传太宗临右军书,作“戬”字而虚其 “戈”令世南补之。后示魏征,征曰:圣上之作,惟戈法逼真。

虞世南 《孔子庙堂碑》

至于小楷《破邪论序》,更是雅秀文静,几夺天巧。该作在体势上,写的虽为魏晋体,却具姿媚秀丽之态;在用笔上,能吸收魏晋、六朝名帖之长;在结体上,每字之结构安排得既舒朗又紧凑;在布白上,有横行,亦有直行。虽有横行,却使人看不像有横行。字写得自然灵活,气势亦颇为流活,不愧为虞体楷书佳作。清王澍也赞曰: “虞永兴书筋力内涵,风姿外朗。如有道之士,世尘不能一毫婴之。独 《破邪论序》笔韵清回,与率更为近。”
虞世南之行书,亦能出入二王。早年得智永书法精髓,其风骨尤似。即使在王书风行的时代,亦有虞胜欧之说。莫云卿所谓 “虞书气秀色润,意和笔调,外柔内刚,修眉自喜”,概括了虞世南行书之精神。《续书评》中“世南真行书如秀岭危峰,处处间起”之评说,则是直指虞行书的劲健处。王世贞在论虞世南著名的行书《汝南公主墓志》时,亦说: “萧散虚和,风流恣态,种种笔外意,高可以并兰亭诗叙治头眩方,卑亦在枯树上游,则非鄱阳薄冷险笔所能并驾矣。”《汝南公主墓志》系虞世南为太宗女所撰写,因是世南唯一的存世墨迹,故享盛名。此行书结体疏朗而整洁,用笔圆润,且通篇气势虚通空阔,林下风范盈乎一纸,故王世贞说其 “萧散虚和”。虞世南行书传世之作不多,另有《千人斋疏》,风骨圆劲极有右军面目。《左脚帖》系世南行书尺牍,因随心所欲韵致极高,冲和淡雅间非力疾所能比,结字用笔无不平正婉和,为世南又一行书杰作。
虞世南在草书上无多大开创,只是严守右军之法略现个人面目而已,然其承宗传代之功不可没。其 《积时帖》为行草交体,以草为主,笔致轻妙,行笔流畅清劲直逼右军《十七帖》,杨守敬曾评曰:“下笔如天马行空。”至于《汝南公主墓志》,其钩环纡绕处,亦可上追二王草书。世南的行草所以写得灵活秀润,无丝毫板滞之气,应归功于早年扎实的楷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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