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行法度 唐楷风范

初唐之际,书风极盛,书法界一洗六朝浮靡之风,而推崇法度。唐代帝王倍重书法,列书道于教育、取仕、官制中;设培养专门人才之学府“书学”;对书法的要求明定必须“楷法遒美”,从而在书法界掀起了一场“尚法”运动。“尚法”即完善楷书之法度,健全书法艺术之基本法,把书法艺术由士大夫阶层推广普及到民众,并为后世学书者开辟了一条正途。
初唐书家虞世南更是该运动的身体力行者,在理论上,他著有《笔髓论》、《书旨述》及《观赏篇》等,详细论述了用笔、结字、追求神韵之诀,为书法的审美观念立了法度。在实践上,虞世南自己的书作均有严格的规范约束,其书法度严谨,外柔内刚,萧散洒落,被后世奉为楷模。
虞世南注重心法,认为心是行动的主宰,心使手动,手动而笔随,笔下流泄出长短合度、轻重适宜的点画来。
他强调意在笔前,指出提笔、用墨之前要静,只有凝神入静,不受杂务的干扰,才能将平时眼中所得的自然、人世种种美的意象重现于心,应之于手,发之于笔,著之于纸。所以清人刘熙载在《书概》中也说:“学永兴书,第一要识其筋骨胜肉。综昔人所以称《庙堂碑》者,是何精神!而展转翻刻,往往入于肤烂。”可见学书者必得善本始可习之。
他推崇 “契妙”,亦即书法要契合要妙。在 《笔髓论》中他提出 “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通,不可以力求也,机巧必须心悟,不可以目取也”;“且以铸铜为镜,明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妙非毫端之妙”。而要求得 “神遇”与“契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瑟论音,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可见必得“澄心运思至微妙之间,神应思彻”,才能使书法的逸态 “随意而生”,“逐毫而应”。当然,“运思”还得“心悟”,即心悟 “无为”的 “至道”,如果一涉 “浮华”,则对于书法,终究未能通晓的。由此不难看出虞世南深受老子 “清静无为”哲学思想的影响。
然而,需指出的是,唐人所倡的尚法,是在建立法度规矩的同时,又不完全拘泥于法度,他们强调“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以此试观虞氏正书,横平竖直,平和中庸,乍看点画平平无奇,细看则变化多端,正如张怀瓘所言: “智则无涯,法固不定”,“圣人不凝滞于物,万法无定,殊途同归,神智无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著,至于无法,可谓得矣。”
虞世南一生所传真迹虽不多,然而对后世的影响极深。史载唐代的陆柬之(系世南的外甥),“初唐四家”中的褚遂良均受世南的世传、师授。薛稷少时也曾在其外祖父魏征家见虞、褚书法,并精心学习,勤励临摹,遂以书法闻名于世。另外,后唐的柳公权、元代的康里子山、明代的钱谷、清代的陈邦彦都从虞书中获益匪浅。
虞书的影响还远涉东瀛。自平安朝之藤原行成、享保时代的佐佐木文山、宽政时代之韩天寿、天保时代的屋代弘贤,以及现代不少书法家都曾在虞书中汲取营养。
当然,也有人认为虞世南的书法过于注重法度,无多大创新,这实为一家之言,若从当时的时代风尚、书界习气综合观之虞书,或许能得出更为公允的论定。六朝时期,书法杂乱无章,这实不利于书法之健康发展,虞世南等一扫这种浮靡之风,力主推行法度,严整书界,这本身就是一大创新。若就书法艺术的高超境界而论,唐人的行草书当不如晋人,实为唐人的精明处。晋人行草已臻化境,且高潮刚过,如再强求其发展,必蹈覆辙。世南等便顺应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寻其不足,于楷书入手建立法度,进一步完善了楷书艺术,这不能不说是虞氏的远见卓识。诚如其他领域,书法艺术上若守旧也成不了家,虞体书法经受了一千多年沧桑历史的考验,其至珍至宝的书艺价值于今都不曾消减。因此,褒也好,贬也好,虞体书法,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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