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陈思论笔法与遒劲


陈思,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宋开庆年间书法家。理宗时官成忠郎、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著有《书苑菁华》、《书小史》、《宝刻丛编》等,旁搜博证,用力甚勤。其《书苑菁华》是辑录古人论书之作,分三十二类编次,凡一百六十余篇,所收较为赅博,也失之芜杂,真伪互见。《书小史》为书学史传著作,采录自太古迄五代能书者,凡五百三十一人,各为小传,为汇叙历代书家史传草创之书。而《宝刻丛编》二十卷,此书搜录古碑以元丰九域志京府州县为纲,其石刻地理之可考者,按各路编纂,未详所在者,附于卷末,兼采诸家辩证审定之语,具著于下。陈思以其艰苦、卓越的劳作,为书苑作出了一份重大的贡献,他在书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陈思的书学思想是丰富的,这里我们选其论“笔法”与 “遒劲”,作一简略评述。其云:
夫书非但裹结流快,终藉笔力遒劲。蒙恬造《笔经》,犹用简略,变通斯意,曰: “若能用笔,当自流美。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如鹰望鹏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当自见矣。”( 《书苑菁华》 卷一)

书法要能“流美”,但要靠“笔力遒劲”,而“笔力遒劲”又得深知用笔。因此“笔法”——“笔力遒劲”——“流美”是陈思论书的一条贯串线索。
笔法是陈思最为关注的。他在《书苑菁华》第一卷卷首就辑录秦、两汉、魏四朝书家有关用笔的资料。又自云第一、第二卷,“取诸家笔法,删除丛脞,共得二十篇,分为二卷,学者其师之”。陈思对于从执笔开始的一系列笔法都有自己的见解。论执笔,其云 “学书之初,执笔为最”,“大约虚掌实指,平腕竖锋”。(引文均见 《书苑菁华》下同)论运笔,又云 “意在笔前,锋行画内,心想字形,轻重斜正,各得其趋”,“纵横落纸,笔无虚发,即能专成其势”。然后“取体势”,陈思云:“待其功成即转势,况殊不可榻模写样,轻自取拙,若槁行杂体。掇笔往来,悬管自在,但取体势雄壮,不可拘其小节。若思惧生疑,否臧不决,运用速于笔前,振动感于手下,师心固乎。独见弟子执其寡闻,耻请问于智人,忌艺能之胜已。若欲造玄未之有也。”他又认为,这些都“须其良师口授,天性自悟”,“切须襟怀沉静,自然思过半矣”。陈思的这些看法对学书者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而陈思又进而重视笔法与笔力遒劲、体势雄壮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对于 “八法”的阐述中窥见。“永字八法”,书法史上曾被视为 “赅于万字”,“而为墨道之最”。相传王羲之攻书多载,廿七年偏攻“永”字,以其备“八法”之势,能通一切字也。智永欲存王氏典型以为百家法祖,授予虞世南,其后转相传述,“八法”广彰。陈思的《书苑菁华》卷二有其《永字八法详说》,可见其精研“八法”,而且始终注意到八法与笔力遒劲这一关键问题。兹择其要观之。
侧法,不言点而言侧,此谓笔锋顾右,审其势险而侧之。若只言点,就不明顾右,无存锋、向背、坠墨之势。若左顾右侧,则横敌无力。所以 “侧不险,则失于钝,钝则芒角隐,而书之神格丧矣”!
勒法,勒是趯笔而行,承其虚划,取其劲涩,则功成矣。今只言划者,虑在不趯,一出便划,则锋拳而怯薄也。夫勒者,借于竖趯,趯则笔劲涩,亡其流滑,微可称工矣。
努法,不宜直其笔,笔直则无力,立笔左偃而下,最须有力,直则众势失力,滞则神气怯散。在乎��笔下行,若直置其画,则形圆势质,书之病也。
趯法,须蹲锋,得势而出,出则暗收。势不劲,笔不挫,则意不深。趯与挑一也,锋贵于涩出,适期于倒收,所谓欲挑还置也。夫趯自努出,潜锋轻挫,借势而趯之。
策法,策之与划,理亦故殊,仰笔趯锋,轻抬而进,故曰策。若得纸便划,不务迟涩、向背、偃仰者,此备画究成耳。
掠法,掠乃徐疾有准,随手遣锋,自左出,取劲险,尽而为节,发则一出,运用无的,故掠之精旨可守矣。夫掠之笔趣,意欲留而必劲。又孙过庭曰 “遣不常速”,明矣。
啄法,撇者,蒙俗之言,啄者,因势而立,故非妄饰贻误学者。啄用轻劲为胜,去浮怯,重体为工。啄笔速进,劲若铁石,则势成也。
磔法,凡磔若左顾右,则势钝矣。��重锋缓,则势肥。须遒劲而迟涩之。凡险劲风骨,泥滞存亡。以法师心,以志专本,则自然暗合旨趣矣。

陈思,确实思考得很精思,但是其卓识处不仅是在于能透视到“八法”的每一个方面,而在于他能在更高层次上看到笔法的融汇贯通之重要和必要。《书苑菁华》卷二在《张怀瓘论用笔十法》后他曾引用释亚栖的话来表明自己的这一观点,云: “凡书通则变者,则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是书中得仙手,皆得法后,自变其体,以传后世,故俱及其名也。若执法不变,纵能入木三分,亦被号为奴书,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又 《笔意》云,书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而言,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遗情,书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也。因此通过变通,自立其体,兼得形质、神采,方可力追古人。
陈思倡导笔法与笔力遒劲,也不仅是一种技艺的研究,而是出自一颗热爱书学、欲振兴书学的心灵。这位在宋理宗时代的书法家,已处在南宋的尾声,这时宋四家书学高峰已涌过,宋代书学退至峰谷,走向衰微。他曾借用李嗣真的话来表明当时的情况:“今之驰鹜,去圣逾远,徒识方圆,而迷点画,亦犹庄生之叹盲者,《易·象》之谈日中,终不见矣。太宗与汉王元昌、褚仆射遂良等皆授之于史陵,褚首师虞,后又学史,乃谓陵曰: ‘此法更不可教人。’是其妙处也。陆学士柬之受于虞秘监,虞秘监受于永禅师,皆有法体。今人都不闻师范,又自无鉴局,虽古迹昭然,永不觉悟,而执燕石以为宝,玩楚凤而称珍,不亦谬哉!”由此可见他对当时书学情况的看法,因此他发愤编纂《书苑菁华》、《书小史》、《宝刻丛编》,其真正的出发点是让学者有所师法,有所觉悟,能具鉴局,从而使南宋已衰微的书学得以振兴。这里不禁使人联想到朱长文及其《墨池编》,陈思与朱长文一前一后何等默契,都怀有振兴宋代书学的志趣,都痛下功夫编纂书学资料为学者提供资粮,都在书学史上留有重要地位。但是时代不同,朱长文处于宋代上升时期,终于有宋四家的雄峙,形成宋代书法在书史上的又一高峰。而陈思之后的不长时间内南宋被灭,书学更加衰落,等到元代赵孟頫出,书学才得以真正振兴。不过陈思的撰作、他的书学思想仍是书法史上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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