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型帝王

萧衍年轻时,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著名文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门,世称“竟陵八友”。萧衍不但诗写得好,清新活泼,通晓如话,就是一些公文如诏令书敕等,写得亦如散文而有文采,面目可喜。他还通音乐,知佛学,曾三度舍身同泰寺,致使南梁寺院林立,佛教文化盛极一时。他对书法的爱好和精研,在历代帝王中只有李世民和赵佶可与其相称。
可惜,萧衍善始而未善终,在位四十八年,倡导文化,多有建树,对世风的文化倾向很有影响力,却最后做了囚徒而死。他的命运和赵佶的命运惊人地相似。宋徽宗赵佶也多才多艺,琴棋诗书画,无所不通,尤以书画见长,特创一格。萧衍、赵佶也许太关怀文化艺术了,不像李世民虽然看重书法却仍视之为“小道”。萧衍对书法的热情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征集前贤书迹,尤重钟繇和二王,致使秘阁所藏二王书迹增七百六十卷;二是浸淫翰墨,挥毫不辍,以魏晋行草为法,所传书作被刻入 《淳化阁帖》、《三希堂法帖》,笔姿不凡;三是与陶弘景、袁昂等探讨书风演变,总结书艺规律,览赏二王、钟繇等前贤书迹,辨伪存真,品评优劣,揭示渊源,批评时人竞习献之书的“沦迷”之风,推崇钟繇,提倡“反古归真”。统观他跟陶弘景往还的书信,言及书法时的语辞,钟情恳切,绝无浮泛之词,表露了一种深层的文化心态。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是历史上著名的通才型文人,诗文琴棋、天文地理、医术本草,无不精通,仕齐王朝时就与萧衍有交游,后隐居于句容茅山,炼丹习道,号华阳隐居,成了名声赫赫的道教中人。萧衍做了皇帝后,他虽隐而不仕,却与梁武帝来往更为密切,时常出谋划策,参与政事,时人称其为“山中宰相”。死后谥“贞白先生”,皇子萧纲、萧纶替他写墓志墓碑,殊荣不隐。可见他是一位精通政治的道家,并非只是淡泊的隐士。他的书法,世传《瘗鹤铭》为其笔迹,气格非凡,高韬宏逸,但他的书论,就写给萧衍的信中所言,似是唱和之调,见识是有的,论点和审美倾向却趋同于萧衍。所以,萧衍和陶弘景的书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阐发。
袁昂(461—540),字千里,由齐入梁,官至尚书令、司空,是萧衍的重臣。他奉诏品评古今书法家,凡二十五人,为《古今书评》一卷,用比况的方法把人的神情风度、举止行为等来描述书法家各自的书风特征和个性,构成了人格书品的审美倾向,与以神、逸、能和上、中、下等品第的书品论是不同的。人格书品论的批评语言,富有生动的形象性,是一种带有自身美感的批评语言,从语言表达方法上讲可能是受诗赋的比兴影响。传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文本与袁昂的大同小异,其中透露的审美倾向,与他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等书论,有相违之处,也有相同之处。所以,考察萧衍,不能忘记袁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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