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名作《杨守敬行书对联》鉴赏

杨守敬(1839—1915) ,字惺吾,晚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晚清著名学者,精于地理、目录、文字、金石之学,又是著名的书法家、书论家、收藏家。
他幼年习商,25岁始进京赶考,先后八次落榜。自此,潜心学问,著述甚富,有《水经注疏》、《日本书志》、《邻苏园集帖》、《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数十种。当时学者名流如潘儒初、吴昌硕、罗振玉等皆称誉之。1880年任清政府驻日钦使黎庶昌之随员,东渡日本凡四年,致力于搜集国内散佚书籍,并影印摹刻大量碑拓,日本称为“杨守敬旋风”,对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启发极大,渡边寒鸥在《论书百绝》中赞颂道“赍来拓本万余通,复古思潮撼日东。鸣鹤噏霞开耳目,一新明治旧书风。”
作为书家,杨守敬楷、行、隶、篆各体俱能。《清史稿》称其“摹钟鼎至精”。确实,他的篆书饶有金石之气。中年宗法苏东坡,后广学北碑,晚年潜心于鲁公,尤致力于行书。博采众长,化为已有。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曰: “惺吾宗法信本,行书略带纵笔,固当视覃溪(即翁方纲)稍胜,小真书则尚不及。”
此行书联作于光绪己亥(1899)时杨守敬50岁,联系其一生的书迹及书风流变看,正是追求险绝的阶段。欣赏此联,可以获得三方面的印象:
一、追求险绝涩拙之美。对联中几乎每一字都往左边倾斜,因而获得了一种笔势险拔生动、笔意连贯豪迈的视觉效果。这与其说是吸收了东坡书法的长处,勿宁说是他自己个性的流露。其用笔,横画多采用隶法,起锋含蓄稳当,但出锋不故作燕尾,如“可”、“童”等字;横画作主笔时,愈显力斡全局,奋然而有气势。而且,其撇、捺处理又十分得当,如“人”、“令”字,一纵一敛,一顺一逆,相反相成,无不给人以力能扛鼎之感。如果说骨势峻拔、老笔纷披是其书法吸引人的第一要素,那么,用笔迟拙涩重,如锥画沙的质感则是其作品叩人心扉、耐人寻味的所在,而且这两者又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竖画的处理,急而涩,粗壮圆浑,绝少作悬针状,颇具立体感。
二、追求参差变化之美。章法上,两联不平行齐称,字距忽大忽小。下联尤佳,“蓬”字自然落下,但由于字形比上联“花”字大,视觉上并不感到下坠。“独为”二字连缀,一气呵成。这就使整幅作品活泼多变,节奏感强,避免于呆板之弊。结字上,形体忽大忽小,忽长忽扁,随势而定,而且将左右的对比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有张有驰。用笔也很有个性,他自称“锋有八面”,认为只要笔实有力就佳,不必斤斤拘泥于“中锋”。联系他所处的时代,不难看出,这种用笔上的创新不仅大大冲击了单调呆板的“馆阁书”,更为可贵的是他催发和导引了现代书法的兴起,不然,东瀛书道界何以对他如此顶礼膜拜?

三、食古而化的创新之美。在《学书迩言》中,杨守敬明确提出,“自来学前贤者,未有不变其貌而能成家。”他正是敢于创新的一代书坛巨匠。他生活在碑学时代,他的书法同样也以超迈峻峭、披离敛收的北碑意趣打底子,又博采鲁公、东坡、山谷等家,然而食古能化,以成自家面目。就拿这幅作品来看,我们就很难分辨是取法鲁公,还是得益于东坡,似乎都是又都不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那就是杨守敬的行书具有厚重、质朴、浑穆的艺术情趣。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跟他的学养和书法观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认为学书除“天分”、“多见”、“多写”外,须另添二要: “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 胸罗万有, 书卷之气, 自然溢于行间。”正是这种书法观造就了他突出的书法艺术,对我们今天探求书艺真谛仍有极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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