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窟之最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莫高窟开凿于四世纪至十四世纪之间,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从北魏到元各代四百九十二个洞窟,共计塑像二千四百一十五身,壁画45000余平方米,是我国最大的古典艺术宝库。它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中古时期人民的宗教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在艺术创造上,显示了历代劳动人民非凡的智慧和杰出的成就。
万般光彩
莫高窟是一座绚丽多彩的建筑、绘画、雕塑的综合艺术之宫,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
石窟的形制有三种。一为僧房群形式。主室纵长,后壁开一大圆券龛,内塑佛像。南北两壁各开四个方形小禅室,每个禅室1米见方,仅能容一僧在内修行,这种式样又称毗诃罗式,仅新疆和敦煌有。另一种是中心柱式。主室后部建中心塔柱,塔柱前边凿成人字披屋顶的形式。这种形式始于西域的克孜尔石窟,但仿木结构的人字形屋顶和南北两侧的阙形龛,则属敦煌石窟所特有。第三种是平面方形的复斗状顶洞窟。后壁凿有较大的佛龛,窟顶从四壁顶部向上斜收,形成方形的藻井,顶心和四坡布满壁画。窟最大的高40余米,宽30米,小的却不过1尺。窟外原有殿宇,木结构的走廊与栈道相连。
莫高窟的造像均为泥质彩塑,这是因为鸣沙山石质较脆,不宜雕刻。塑像以位居莫高窟中心的弥勒佛最大,高33米,而小的仅10厘米。佛像分为单身像和群像。佛像居中,两侧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侍立一旁;少则三尊,多达十一尊。莫高窟的一大特色是窟中雕塑和壁画融为一体,例如佛、菩萨、弟子、天王用泥塑,天龙八部和飞天龙女等则以壁画表现;或者菩萨用泥塑,顶上圆光、身上飘带则以壁画代替。壁画分为佛像画、佛经故事画、民间神怪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像、装饰图案七大类,内容以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和经变故事为主。本生故事指佛出世前五百年间各种积善行事的故事;佛传故事指佛出世后直到成道的各种故事;经变即图解佛经的教义和故事,用绘画即为经变画,用文学则谓“变文”。
甘肃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还是一座文物宝库。十七洞即著名的藏经洞,出土经卷、文书、织绣、画像等共达五万多件。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外,还有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地志、户籍、帐册及其它,包括了从晋到宋十个朝代的文物图书。
敦煌石窟所藏图书文物及石窟艺术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1943年3月,在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修复、保管和研究工作,由著名艺术大师常书鸿主持。五十年代后,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千年兴衰
莫高窟从前秦开凿,到元代终止兴造,经历了整整一千年。
据唐武周圣历元年(698)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所记,前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最早在鸣沙山开凿洞窟。
相传,云游四方的乐僔和尚行至敦煌的三危山下,突然,眼前的三危山上出现万道金光,山岩上仿佛坐着一排排佛像。他断定此为神佛显圣,便召募工匠在三危山对面的鸣沙山开凿了一个石窟。据说因洞窟凿在沙漠中最高的地方,起名为漠高窟,后来叫成了莫高窟。
乐僔当年所见的金光千佛并不奇怪:对面的三危山为玉门系老年期之山,山上寸草不生,岩石呈黯红色,且含有矿物质,故夕阳反射,常灿烂作金光。乐僔凿窟之后,不久又有法良禅师在乐僔的窟旁开凿了第二个石窟。此后,石窟渐多。
自北魏开始,莫高窟的开凿兴造一直呈上升趋势。到了唐初武则天时,已有窟室一千余龛,因此莫高窟又被称为“千佛洞”。从北魏、西魏到北周,是莫高窟彩塑艺术发展的早期。塑像有主体性圆雕,也有附属性影雕。圆雕通常是佛和胁侍菩萨;附属性影雕一般在中心塔四面,有飞天、供养菩萨、千佛,以及龛楣上的交龙、羽人,龛柱上的龙头凤首等。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前,塑像体态丰满健壮,造型厚重,手法简朴。太和改制后,中原汉式衣冠流行到北方,南方的“秀骨清像”风格也传到敦煌,西域的菩萨变成了南朝士大夫的形象,塑像从总体上表现出清秀潇洒的风貌。
短命的隋王朝在莫高窟开了不少的石窟,至今仍存九十五座。隋文帝崇信佛教,他在开皇年间(581—600),曾遣使到莫高窟来兴造佛窟,现在还可在隋代所开的窟中找到开皇年号的发愿文。
隋唐极盛期是莫高窟彩塑艺术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大唐帝国经营西域,带来了莫高窟的空前辉煌。莫高窟遗存的洞窟,也以唐代为最多,计二百一十三窟,几乎占全数的二分之一。而且在洞窟规模、艺术成就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隋唐的洞窟大多为覆斗式,一般在正面大龛列置以佛为中心的群像,佛两侧是弟子迦叶和阿难、观音菩萨和大势至、南北天王和金刚力士,成为定制。观音像在唐代彩塑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数量多,制作也精致,隋唐的观音像逐渐由早期的男相变为女相,体态丰满,肌肤细腻,双手纤巧,腰系锦裙,女性化特征明显。但为了不违反佛国人物“无性”之说,又在观音唇上画上两撇蝌蚪形的胡须。总体上看,唐代塑像都有“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的特征;造型以现实人物为蓝本,又适当夸张,从而塑造丰富有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群像。
甘肃敦煌莫高窟飞天壁画(摹本)
唐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由盛而衰,莫高窟也随之昔日繁荣不再。
其后,吐蕃、西夏也在莫高窟开凿了一些石窟,但都规模不大。后来由于佛教势力渐衰,以及随着海路交通的开辟,使敦煌失去了往昔作为国际交通孔道和贸易枢纽的地位,莫高窟也就渐渐冷落。特别是明代修筑嘉峪关后,放弃敦煌,退守关内,莫高窟逐渐被风沙埋没,被人遗忘。明、清时,只有一些和尚、道士在附近的下寺临时居住。
莫高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了好几百年。直到1900年,莫高窟才蜚声中外。
近代悲剧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次偶然的巨大发现——石室藏书,使莫高窟重为全世界所瞩目。这是其幸运,也是其厄运。因为自它为人所知之时起,西方文化窃贼的魔爪也伸了进来。
相传清道光初年,有个原籍湖北麻城的庄稼汉,生活无着,逃到甘肃当兵,后来来到敦煌当了道士。1900年5月26日,他为了改善所住的洞窟,雇人开始清除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十六号石窟甬道的积沙。积沙被清除后,墙壁因失去了这些积沙的支撑力量,以致裂开一道缝。王道士担心墙壁倒塌,便随手用烟袋锅敲了几下裂缝处,听出墙内像是空的,他便打开了这面墙壁,发现了一间略带长方形的复室,著名的“藏经洞”就这样重见天日。
这间复室,可能是唐宋间莫高窟僧人的储藏室。从壁画与室中藏品的年代推断,很可能是十一世纪初西夏人征服敦煌之前,莫高窟僧人准备逃难时将其堵死,并加上一层墙壁伪装起来。后来大概由于战事不断,他们再也没能返回,使这间复室幽闭了九百年之久。
藏经洞内的文物都是稀世珍品,无价之宝。可是愚昧的王道士并不识货,连清政府的官员们也一样无知。光绪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昌炽建议将文物运往甘肃省城保管,但布政使衙门估算要花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觉得实在不值,使只发一纸公文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叫王道士妥为封存。因此,这批文物的命运就操纵在糊涂无知的王道士之手了。
王道士总想碰到个识货人,便携一箱经卷到酒泉,送给安肃道的道台廷标,有个比利时人又从廷标手里将部分经卷带到新疆。这样,敦煌发现古物的消息就传开了。一些外国人闻风而至。他们深知其价值连城。光绪二十三年(1907),第一个敦煌盗宝者斯坦因来到莫高窟。
斯坦因为匈牙利人,后来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考古学调查所。斯坦因欺骗王道士说,自己是唐僧的徒弟,莫高窟的藏经是唐僧所藏,他从印度来敦煌,是为了取走师傅唐僧的藏经。并以十四块马蹄银“布施”王道士,掠走二十四大箱古写本、五大箱绘画和丝织刺绣。他把这些文物运到伦敦后,又是写文章,又是办展览。经斯坦因的大肆宣扬,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便轰动了世界。斯坦因在敦煌盗宝的成功,使他获得英国政府的金质奖章和封爵,并且成为世界考古学界的名人。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和其助手奴奈特于1908年7月来到莫高窟,盗窃了六千五百卷文物,还把洞窟编号摄影。伯希和把文物运到北京,举办展览后运到巴黎。
第三批盗宝者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率领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于1910年10月来到敦煌,搜劫走四五百卷写经和精美塑像两尊。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盗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文。还有美国的华尔纳,1924年到达敦煌,见藏经洞的珍宝被劫得所剩无几,竟然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走壁画二十六块,偷走精美的彩塑一身。
现在,敦煌文化创造者故土的敦煌学研究者们只能到西方搜寻原始材料,这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造成的一起文化悲剧。
庞大家族
莫高窟周围还有很多石窟,共同组成敦煌莫高窟艺术系统这一庞大家族。榆林窟即是其中之一。
榆林窟位于甘肃安西县城南75公里处,又名万佛峡。因洞窟开凿在榆林河谷东西两岸的峭壁上,故名。从洞窟形式、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来看,与莫高窟十分接近。其始建年代不可考,隋唐以前即已开凿,从唐至清各代均有开凿、增修。现存有完整壁画的洞窟四十一个,其中东崖三十窟,西崖十一窟。保存有彩塑像一百余身,壁画1000余平方米。
榆林窟的彩塑不乏佳作,如第三窟的十八罗汉和第六窟高22米的释迦牟尼佛像;但窟内的壁画更具光彩,这里是一座仅次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艺术宝库。榆林窟壁画内容丰富,有佛教人物和故事、花卉禽兽、供养人、装饰图案,甚至还有外国人的生活片断。第二十五窟的盛唐壁画,堪称绝世珍品,该窟分前后两室,内室北壁的“弥勒净土变”,画家以高度概括的构图技巧,把弥勒佛说法和圣众围绕、虔诚静听、领悟妙理的场面表现得栩栩如生,人物性格、神情鲜明形象。艺术家协调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纯熟精湛的表现技法,令人叫绝。在西夏洞窟中有三处唐僧取经图,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僧取经壁画。壁画中只有唐僧、孙行者和白马,无猪八戒和沙僧。这些壁画为研究《西游记》的形成提供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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