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寒堂诗话

诗话集。二卷。南宋张戒撰。张戒(生卒年不详)，字定夫，又字定复。北宋宣和六年(1124)进士。曾任县令。南渡后，绍兴五年(1135)以赵鼎荐入朝，历任国子监丞、兵部员外郎守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司农少卿诸职。张戒力主抗战，绍兴八年和十二年，以沮和议、党赵鼎、岳飞，两次外贬或免官，最后以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观的虚衔赋闲。诗话之名，源自《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由此推测，诗话当作于晚年赋闲之时。

《岁寒堂诗话》上卷是诗歌理论综述，表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运用来指导评价历代的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以杜诗为艺术典范，通过具体的文学批评和审美鉴赏，继续深入地论证和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

一、紧密结合现实斗争，从积极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儒家的“诗言志”说。两宋之交的诗坛，江西诗派执牛耳，论诗有重字句而轻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张戒对此颇不满，因而发挥“思无邪”的“言志”说与之相对抗。诗话开篇就明确指出：“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古诗苏李曹刘陶阮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乎无愧，凡以得诗人之本意也。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张戒之“言志”，并非复古，而是具有了现实斗争的历史新内容。如评杜诗《哀王孙》云：“观子美此诗，可谓心存社稷矣。”评《可叹》诗云：“忠义之气，爱君忧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言之不足，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其词气能如此，恨世无孔子，不列于《国风》《雅》《颂》尔。”评论者的主体情绪强烈。又如评杜诗《行次昭陵》，赞美“太宗之治”，于兵戈未已之际，“指挥而安率土，遂荡涤污俗而致太平”;又哀叹“后世子孙寂寥，无复太宗开国时遗风，是以‘流恨满山隅’也”。在宋朝南渡之时，这些言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认为情志也有正邪之分，只要坚持“思无邪”的美学标准，情真志正，则“世间一切皆诗也”。

二、既否定江西诗“法”，又主张情景天生，含蓄蕴藉，不期于工而自然天成。如云：“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中出。”又说：“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但是他在重视思想内容而主“言志”的同时，又并不忽视对于诗歌艺术特性的探索。如批评白居易诗“情失于太详，景物或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又盛赞《诗经》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二句：“以‘萧萧’‘悠悠’字，而出师整暇之情状，宛在目前。此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所谓“中的”，指的是符合诗歌的艺术实际，情景相生，自然凑泊，宛然如画，卓然天成。为此，他反对江西诗派那预作艺术法式的故作“新奇”之态。他认为人的情志随物赋形，千变万化，而“不可预设法式”。所以他进一步猛烈抨击了江西诗“法”，云：“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虽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是对于当日诗坛的不良风气，的确具有救弊补偏的意义。

三、不仅在苏黄诗风未替之时，猛烈抨击江西诗论，而且进一步提倡向上一路的格调与学诗途径，已开严羽《沧浪诗话》之先河。如云：“国朝诸人诗为一等，唐人诗为一等，六朝诗为一等，陶阮建安七子两汉为一等，《风》《骚》为一等，学者须以次参究，盈科而后进可也……后有作者出，必欲与李杜争衡，当复从汉魏中出尔。”这些意见，启发了严羽“取法乎上”的理论，对后来明清诗论中的“格调说”，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岁寒堂诗话》于诗论发挥，题旨集中，议论生动，态度严肃，立场鲜明，绝不作模棱两可之论。又基本上不作繁琐考证，不重琐事闲谈，也不拘泥声律，对于传统诗话那“资闲谈”的随笔风气，既是破坏，又是创新和发展，为建立一种体制严肃的新诗话开拓道路，因而对清初叶燮《原诗》这类自具理论体系的诗论著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原本已佚。后世如澹生堂诸书目所载，均为一卷。如《说郛》、《学海类编》、《萤雪轩丛书》俱为节本。而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据《永乐大典》所载而覆盖以《说郛》本中《大典》所遗各条，厘为上、下二卷。今通行为中华书局排印丁福保《续历代诗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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