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文集

别集。二十卷。唐杜牧撰。杜牧(803—853)，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父杜佑是中唐名相、史学家。文宗大和二年(828)举进士，授宏文馆校书郎，先后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后擢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杜牧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杜紫微”、“杜樊川”。

《樊川文集》辑编杜牧作品四百五十多篇，诗歌一百七十八首。杜牧在文学上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诗歌、散文、辞赋、政论都有成就。他有比较进步的文学见解，认为文章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强调文以致用，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还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

杜牧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方面，与晚唐杰出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古诗受杜甫影响，大多写政治社会题材，格调豪健跌宕，寓风骨于流利之中。《感怀诗》、《郡斋独酌》等叙述了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割据、战祸连年、民穷国困的情况，抒发了安邦靖国、造福人民的政治抱负。反映出他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此外，《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杜牧的今体诗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运用比兴手法，把北方边地人民比作惊弓的哀鸿，对他们在异族侵略下颠沛流离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哀婉而有余味。《洛阳长句》以豪放的气调抒发自己旷达的胸怀，同时也流露出怀才不遇的忧伤心态。杜牧的一些写景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大多托景见情，以质朴的语言、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而像《赤壁》、《乌江亭》、《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之类咏史绝句，则笔法含蓄，讽刺深刻。“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都是对历史上兴亡成败的关键问题发表独创的议论，叙议结合，警拔精悍。杜牧也写过一些放浪、颓唐的诗作，如《遣怀》、《赠别》、《叹花》等，无疑是他诗中的糟粕。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以政论著称。他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篇，都有感于时政而发，表达了他论政、用兵、固边、削藩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是他散文中的重要作品。尤其是《罪言》纵论天下大势，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文章议论犀利，见解深刻，在当时很有影响，为宋祁的《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在晚唐四六骈文通行的情况下，杜牧写文章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精炼晓畅，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著名的《阿房宫赋》则骈散兼用，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创“散赋”新体，突破了唐初以来赋体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的赋体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杜牧的创作，以其俊爽豪健、清新自然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好评，在唐代独树一帜。清代洪亮吉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有明刊仿宋本，明吴峙刊本(有文无诗)。今有影印明翻宋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为底本，参校各本，校点出版，并附校刊记，未加注释。清代冯集梧有《樊川诗集注》四卷，附《外集》、《别集》、《补遗》各一卷，注释较详，有《四部备要》本、乾隆四十五年刻本，1962年中华书局据此重印，增附录、评述汇编等。今人镠选注的《杜牧诗选》择取精当，注释详备，是杜牧诗较好的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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