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的“伤痕”

“伤痕”文学是文革后第一个引起广泛影响的文学浪潮。
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民族从十年动乱的窒息下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在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文学却没有真正反映这种已经开始了的崭新生活。直到1977年底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这种停滞的局面才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这篇小说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震撼人心的呼声,写出了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社会问题,有力地带动了短篇创作的发展。此后,在“四人帮”统治下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众多悲惨故事以及它留给人们心中的伤痕,一时成了许多作家共同描写的中心,象《伤痕》、《醒来吧弟弟》、《我该怎么办》、《枫》、《爱情的位置》等都以饱蘸血泪的笔触,委屈饮恨地描写了国家和整个民族的痛苦,“伤痕”文学一时间占据了文坛的统治地位。可就在这风行一时的文学的身上,却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伤痕”。
首先,“伤痕”文学只是把揭批限于控诉,只是把过去和残存的一切罪恶简单地归于“四人帮”。有些作品虽然触及到现实问题,揭示了“四人帮”造成的血和泪,但还没有挖掘出血泪背后的本质和根源。若只限于控诉,就会产生从概念出发的图解作品。
其次,“伤痕”文学还不太重视结构,分节过多,或者只选择比较轻便的道路,运用章回体的手法,顺着故事内容逐渐写去,对于故事情节既没有严格的剪裁,也没有精心的安排,总之,处理得还不够缜密,出现了死板松散、不精炼紧凑的现象。比如《班主任》,就是单纯以张俊石的活动为线索,分段也比较多。
另外,分段一多,每段文字又较少,生活场面受到限制,形象描写也便不易展开,这样叙述和议论就自然增多。如《班主任》在说明谢慧敏对《牛虻》错误认识的社会根源、宋宝琦不是笼统的资产阶级思想时,作者就发了大段大段的议论。又如《爱情的位置》开头描写很细致、生动,不料第三段又是整段的议论。这些议论,就是删去对小说也无损害。作者议论的目的是想把问题说穿,让读者更加明白。其实,大凡这种地方不说穿比说穿更好,因为“隐藏着的意义,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鲁迅语)。
文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宣传工具和社会意识,只有深入到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出“四人帮”之所以为害,流毒之所以难除的社会根源,为新时期的伟大建设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才能尽到揭批“四人帮”的神圣使命。只靠控诉痛苦、挥洒血泪和抒发大段的议论,是不能把文学引向一个辉煌未来的。后来,“伤痕”文学被其他文学潮流所代替,就不无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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