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不是政治工具

历史上把文艺当作斗争工具的现象可谓多也,然而把文艺变成实现某政治集团阴谋的直接的工具,却是“四人帮”的一大发明,为文学史所罕见。
为了把文艺变成纂党夺权的工具,“四人帮”一伙把一部分文艺作品所具有的某一种社会功能——“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全部文艺的唯一功能来加以宣扬,从而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歪曲成了文艺的旨义和全部本质。在此基础上,他们炮制了一大批阴谋文艺作品。
首先,“四人帮”对文艺的样式与题材作了种种专制主义的限制。“八亿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就是对他们实施专制主义的辛辣讽刺。其实,宣传“样板戏”的目的就是要为江青树碑立传,把她抬到“文艺革命旗手”的地位,从而为其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另外,他们还可以此立下清规,把文艺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活动的轨道。还有象张永枚的《西沙之战》、浩然的《西沙儿女》也都是吹捧江青的代表作。
更为歹毒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还肆意篡改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观点,颠倒黑白,在报刊上连篇累牍抛出“大批判”的文章,对一些有卓越贡献的文艺工作者进行残酷迫害,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老舍、冯雪峰、田汉、赵树理、闻捷、杨朔等都被摧残身亡。为了攻击一些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他们还强令不管什么文艺形式一律都要写“反‘走资派’”的题材,而且要写“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写“大走资派”,于是出现了一批象《盛大的节日》、《反击》那样歪曲生活、颠倒敌我的阴谋文艺作品,文艺变成了反党反人民的炮弹。在《反击》中他们使用影射的手法,竟然把“走资派”韩凌的秘书取为与周总理秘书谐音相同的名字,想借此攻击总理,手段之卑劣达到了极点。
诚然,文艺与政治是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在阶级的社会中,每个文艺家都是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来分析评价生活的,所以文艺必然具有阶级的功利主义。但是,文艺之所以与政治结合,主要是为了求得“善”的价值,它不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说教,不是政治阴谋的直接工具,而是宣扬代表人民的爱与憎。
总之,文革的十年,大部分文艺都成了“四人帮”一伙进行政治斗争的直接工具。这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文化事业,给后来的文学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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