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丘比特

“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如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才是诗人的天职。”二十年代的郁达夫精辟地阐释了诗人讴歌社会人生与抒写个人情感之间的关系,指出诗歌应该抒发人的真实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呼喊政治口号。对于一个诗人,可以唱金戈铁马的慷慨悲歌,也可以有花前月下的浅唱低吟,这本来应该是不矛盾的。然而,在建国后的十七年以及其后的文革十年,爱情诗却被明显地冷淡而濒于绝迹。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便开始的爱情歌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歌唱后,却在政治的盲目指导下病态地生长。“丘比特”在诗坛上空痛苦地哭泣着。
这一时期,由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倡导,诗人们大都不再写那些被看作“没有意义”的爱情,甚至把人类健康情感的爱情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加以否定,诗人们极力地把自己对爱情的渴念、追求与缅想从思想中驱逐出去。即使有少数偷吃“禁果”的诗人,所写的也多是假想的政治理想的爱情,而缺少真正的情诗,闻捷是建国后十七年间极少数致力于爱情诗的诗人之一,在扩大诗的题材和描写少数民族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可惜的是,他也只是在替别人唱着爱歌,而且,对诗和政治关系的简单理解,使他的诗歌中的爱情常与政治、劳动、先进人物、荣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此时期诗人的共同特点。闻捷《种瓜姑娘》中,年轻姑娘对追求者的回答是:“枣尔汗愿意满足你的愿望,/感谢你火样的歌唱;/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一枚奖章。”人类美好而纯洁的爱情简单地化为一种观点提出来,热恋中的人只钟情于劳动的业绩与荣誉而无视人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爱情的遗憾。
文革十年,即使是这样的爱情诗也没有了。人们匆匆地汇入“串联”的队伍中,或者被打到“臭老九”的行列,根本忽视了爱情的存在,爱情诗篇揭到了令后人很难想象的空白之页。
爱情诗在建国后十七年及文革十年间艰难地挣扎着图生存,在人们对政治的曲解下零星而羞涩地开放出几朵畸形的小花,痛苦地告诫后人:诗不简单地等同于政治,爱情诗尤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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