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派的悲剧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走向成熟的标志,是九叶诗派。
四十年代,是反动与进步、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希望激烈搏斗的年代。黎明已露出微光、黑暗却还在苟延残喘。在时代大变动前夕,社会的黑暗更加显示其不合理,九叶诗人,以现代人的沉重,从社会历史方面透析生活的苦难,把诗与人联系起来,以诗与人各自在时代中的搏斗,显示出文学的责任。
忧患意识,是九叶诗派从现代理性的高度凝眸时代的心理态势,也是其诗歌的深厚内蕴。他们哀伤“国事和人事,翻不尽的波涛。凋尽了童心,枝枝叶叶,全是悲愤和苦恼。”(陈敬容《从灰尘中望出去》),他们沉思劳动者是怎样“举起,永远地举起,他的腿/奔跑,一条与生命同始终的漫长的道路”(郑敏《人力车夫》)。这种对苦难的体悟,使九叶诗派带有浓重的悲剧意味。
九叶诗人是富于思索的,善于以个人与时代的交战来反映现代人面对生活的选择。巨大的使命感,在其忧患意识地参与下表现为对历史冷峻的解剖和理性的批判。辛笛的《布谷》,陈敬容的《抗辩》,袁可嘉的《上海》,都以一种悲愤,诅咒社会最肮脏的角落,这种清醒而严峻的理性批判精神,折射出九叶诗人在革命洪流中强大的主观参与意识,并且为其诗歌染上理性与智性的光彩。
九叶诗派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显示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成熟的希望。这本该是一收获的季节,但却并未收获累累的硕果。四十年代高涨的革命洪流,需要能充分体现革命的气慨与力量的文学,九叶诗派虽与此目标并不相违,但总的说来,它仍是一种富有主观思辩色彩,带有浓重学者气的诗派。它向内挖掘人的灵魂,向外展示思考的深沉,在表现形态上仍是一种“静”的趋势,这就不免与革命的要求不合拍。另外,它在内质上仍是批判性的。九叶诗派较好地解决了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但并未深入思索个人与社会的契合,而时代的要求却正是对颂歌的期待,在解放后的喜庆气氛中,九叶诗派并未发展其诗歌的表现力,从而使创作遇到障碍。而解放后的文学意识,实际处于一种农民要求的层次上,九叶诗派的思考却注重于人的存在与时代的异化,这就在思考的内蕴上丧失了发展的可能。同时,政治气候对九叶诗人采取了粗暴的态度,从而使得九叶诗人离散、九叶诗派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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