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写成的诗

集诗人、学者、战士于一身的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颗明亮的星。然而,由于国民党特务的阴谋暗杀,这颗本应放出更大光彩的星辰却过早地陨落了,留给文坛不尽的思念和永久的遗憾。
闻一多是著名的爱国诗人,“对祖国深厚诚挚的爱,血脉似地流贯在他的诗创作里”(臧克家)。在诗集《红烛》(1923)中,去国留学的诗人以《孤雁》、《我是一个流囚》自况,在异域的太阳下吟咏着游子“九曲回肠”的思乡之情(《太阳吟》),一遍遍热烈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忆菊》),此时的诗人,还带有较浓的唯美主义倾向,如《剑匣》中表现的对幻美的追求等。而到了《死水》(1928)时期,当已经回国的诗人真正面对着破碎的河山,悲惨的民生时,他《发现》:“这不是我的中华!”他开始面向现实,关注人民的疾苦,于是《静夜》里他会听到孤寡的哭泣,《春光》中也会响起盲人的乞声。闻一多变得善于思索了,渐渐成为一个具有人民意识的诗人。他依然吟着爱国的主题曲,那声音变得深沉而浑厚。他期待着“死水”下火山的爆发>爆出个“咱们的中国!”(《一句话》),爆出诗人心中真正的中华。
闻一多的诗不但充满爱国热情,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成就。作为新格律派的代表诗人,他主张新诗的格律化,主张新诗要“戴着镣铐跳舞”,表现出“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和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死水》正是新诗格律化的典范之作。闻一多以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为新诗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秋,闻一多到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此开始学者生涯,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系统研究。他从唐诗入手,著有《杜少陵年谱会笺》、《初唐四杰合谱》、《宫体诗的自赎》等重要作品。以后又上溯至先秦,对《诗经》、《楚辞》、《庄子》、神话都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绩。 1943年,闻一多在一封信中为我们民族和文化的病症开了一剂“单方”:“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以闻一多的诗力和学识,如果假以时日,他是能实现这“单方”所描出的宏大的构想的。
也正是在这一年,闻一多走出书斋,加入中国民主联盟,成为一名投身革命洪流的民主战士。他发表宣言、演讲,参加集会,游行,为争取民主自由奔走呼号。国民党反动派因此对他又恨又怕,终于在1946年7月15日派特务暗杀了他。
罪恶的枪声里,年仅四十八岁的闻一多先生倒下了。他终于没有来得及完成“诗的史”和“史的诗”,然而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写下了一首最壮丽的诗,长存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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