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政策”的教训

1950年夏,东北的安平车站堆积着运不出去的物资。“999”号司机长郭大鹏提出满载超轴法,不仅多拉,还要快跑,得到领导重视,获得成功后进行推广。冬季给“超轴”带来很大困难,列车爬不上群驼岭坡道,郭大鹏要上,而机务段长怕出事故影响全国闻名列车的称号。鲁副部长检查工作,批评了段长保守思想,并授予“999”号机车“英雄司机”的锦旗。
这是1953年拍摄的一部影片——《英雄司机》的故事。它是以当时铁道部门正在开展的“超轴满载,多拉快跑”运动为题材拍摄的。影片不触及任何一个人物的命运,而是描写火车司机郭大鹏如何对待铁道部门的号召——多拉快跑。所以,影片必然落入“图解政策”的窠臼。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的曲折道路上,“图解政策”的问题时常纠缠着电影工作者。反映当代现实生活,在电影创作中本应占有重要地位,但常常是薄弱的环节,不仅数量少,粗糙、简单、概念化的倾向也十分严重。影片创作者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不理解、难免去“图解政策”。如五十年代中有一部以宣传农业喷雾器的作用为题材的故事片,竟被当作优秀影片来加以宣传推广,这就更进一步导致一些电影工作者不去反映人、反映现实矛盾,而是一味地宣传政策条文、技术方法,影片当然也就毫无艺术生命力。
1958年,一些电影工作者拍摄了一些艺术性纪录片。但有的文章干脆把“艺术性纪录片”,改称为“纪录性艺术片”。而后,在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风中,出现了一大批质量粗糙、内容浮夸,既无纪录价值,又无艺术水准的“大跃进影片。这些影片貌似反映现实,实际上只是粗略肤浅地对现实作夸大的宣扬,大量影片很快成为废品。其教训是深刻的。
电视剧兴起后,因为资金缺乏,不少剧组依赖企业资助,拍一些反映本行业、本单位的电视剧,称为“行业片”。实际上其中不少作品是“图解政策”、反映好人好事的作品,甚至在一部反映烟草专卖法的“行业片”中翻来复去地一字不差地通过人物的语言宣讲法律、法规条文。
夏衍同志在《对当前电影的看法》一文中曾说:“过去受那种‘不求艺术有功,只求政治无过’思想的影响,凑几句教条八股的话似乎可以对付,实际上群众是不会欢迎的。五十年代我们强调过题材多样化,也提出过电影质量问题,但当时‘左’的思想支配着电影界,所以实际上题材多样化没有真正做到,依旧是片面强调了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甚至强调为政策服务,而政策是经常要变的。从这些历史教训中,我深深体会到还是提为人民服务,为服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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