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与巴金的早期创作

我国著名爱国主义革命作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战士巴金,不仅在解放前创作了以长篇小说《家》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而且在建国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多有著作,为我国现、当代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考察巴金早期的创作,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是有重大影响的。
“五四”以后,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吸引了当时充满革命热情的年轻的巴金,成为巴金热烈追求的人生信仰。1921年,巴金参加了成都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鼓吹社会革命。革命的独特历史条件使巴金把无政府主义当作反帝、反封建和攻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武器,并从中受到“鼓舞的力量”,写成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作品。这些小说中体现出的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与他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实际上,这是因为巴金对无政府主义并非从体系上完全吸收;而是在追求自由光明的思想基础上,从反帝反封建的立场出发,来接受其中能为民主革命服务的成份和因素。但是,无政府主义对巴金早期创作的消极影响也很大。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他描写革命运动时,往往不能正确理解个人与群众、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而夸大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个人作用。如《灭亡》结尾就写到杜大心只身刺杀戒严司令未遂自杀后,上海纺织工人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举行大罢工取得了胜利,而领导罢工运动的正是杜大心的崇拜者李静淑。这些作品里也描写了革命团体,但却取消了坚强的领导,而强调个人的自由行动。小说中表现出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按列宁的说法,“多半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而很难说是斗争。”其次,作品把革命与革命者极端对立了起来,似乎革命就是死,参加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使小说带上了浓重的感伤、忧郁色彩,在青年急躁、冒进、遭受挫折而悲观失望,极需有人指明出路时,会在感情上对他们起到扯后腿的不良作用。巴金自己也说:旧社会,青年人,“最初喜欢我的作品,可是不久他们要移步向前,在我的小说里却找不到他们要求的东西,他们只好丢开它们朝前走了”。
实际上,巴金自己虽没有明确表示过要放弃无政府主义,但在以后的创作中也已经克服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渐渐“朝前走”了。被鲁迅称赞为“屈指可数的好作家”的巴金,终于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并为我国新文学赢得了世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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