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初期诗论的偏颇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很重视革命文学的建设。1922年2月年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驱》开辟“革命文艺”栏目,开始刊登具有革命鼓动内容的诗歌。1923—1924年邓中夏、恽代英、肖楚女等发表多篇诗论,论及了新诗的发展和建设,他们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效用,反对艺术至上主义。他们认为诗人就是“文学的工具”,他们认为文学是激动人们感情,提高群众革命觉悟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要诗人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史诗,以惊醒已死的人心,使人民具有为国牺牲的精神。诗要描写社会实际生活,要暴露社会的黑暗,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以希望,以达到迅速改造社会的目的。他们还认为坐在楼阁中是做不出革命的诗的,强调文学创作要源于生活,他们提出诗人要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才能创作出深刻动人的革命诗歌。他们还指出,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是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字来,诗人若是单有革命思想,而不参加革命活动,也不能创造出革命的文学。这些诗论有某些方面(如文学源于生活)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失之偏颇和武断,尤其遗憾地是这些诗论在强调新诗的社会效用时,努力使艺术意识政治化,却忽视了诗歌的艺术特征,而且对新诗发展也否定过多。这些均是早期诗论的遗憾。
党的早期诗论在某些方面失之偏颇,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忽视艺术有他的自身发展规律则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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