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雅笔法译西书
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翻译家。
严复从事翻译,首创“信、达、雅”的标准。信,是指忠实原文;达,是指文词畅达;雅,是指语言要古雅。这套理论体系对我国翻译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开创意义。但是,由于严复顽固坚持翻译上的古雅笔法,致使他的翻译理论和著述产生了严重的缺憾。
严复崇尚古文,坚持译笔古雅,认为“精理微言”之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求达雅”,“用近世利俗文字”只为达易而己。因此,从译《天演论》起,就用古文笔法和训雅的语调,由于译文语句深奥难解,所以“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严复每译一书必送吴汝纶为之斟酌文句。吴汝纶是近世桐城派古文的代表,他极称赞严复的文笔:“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确为“高文雄笔”。鲁迅则批评他说:“桐城气十足,连字的平仄都要留心。”梁启超在肯定其文精美的同时,也说“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并指出,这类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梁启超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著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严复并不接受梁氏的批评,反而辨解说,自己译书不是望“学童受其益”,而是给“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看的,认为“近俗之辞”只为了便利”市井乡僻之不学”,对于文艺界,无异于凌迟之刑,“非革命也”。从理论到实践,严复始终坚持他的古雅文笔。
“古雅笔调”与“通俗词语”之争也正是当时文坛文白之争的一个反映。无疑,严复坚持的是 一种保守的文学观。
同时,译著虽客观上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但从动机看,却是错误的。严复认为要救国必先开启民智,只要民智提高了,即使亡国,“亦得有复苏之一日”,所以他摒弃一切,“惟以译书自课”。所以,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革命,甚至指责梁启超“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语所谓出风头之意多。”鲁迅在《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中说:“先前认真译过好几部鬼子的书,趋时”的严复,这时却变得不敏锐了,“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可见,严复在文学译著上的复古与其思想的保守性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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