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战争双方的态度
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争夺的场所。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取得它们在华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都竞相培养扶植中国有利于自己的势力和代理人。在直皖战争中,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战争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从1916年6月到1920年8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直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的。日本通过对皖系军阀的支持,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权益;皖系军阀则通过卖国借款,从日本方面得到了大量的金钱武器,其反动统治才得以维持。段祺瑞和皖系军阀正是依靠其一系列的卖国勾当,取得日本空前的借款支持,建立并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皖系军阀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徐树铮曾一语道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1]在皖系军阀统治时期,日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好处,还可以从下面情况中得到说明:1920年下半年,日本海外投资的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中国。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约占一半左右,其中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称为“满蒙”地区)的外国投资总额中,日本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前已述及,寺内正毅下台后,由原敬接任日本内阁首相。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霸局面。原敬被迫采取与欧美各国协调一致的侵略方针,开始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作了某些修正,但并未根本改变它对皖系军阀的支持。
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一切政策均出自军阀元老之手,如寺内内阁时除派林权助为驻中国公使外,复派军国主义分子西原龟三长驻北京,一切借款的穿针引线,都经西原之手,权力远在驻华公使之上。此外还有两人,一为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一为北京政府顾问坂西利八郎少将,他们周旋于两国军阀之间,干了不少罪恶勾当。1919年春间,日本军部受内外压力,不得已召回斋藤,以避军阀外交之名,而让坂西转任段祺瑞的边防军顾问,以掩世人耳目。由此两国军阀间的联络,系于坂西一人。1920年初,坂西回国述职时,受徐世昌、靳云鹏的委托谒见日本军阀元老山县有朋,陈述北京政府殷切希望日本援助。坂西分析说:“徐、靳均仰助段氏之势力。援靳与援段无异。而以靳较段可以缓和南方之攻击,援靳则北方军阀均托庇日本宇下,日本在中国之活动可以发展,对美外交亦容易就范。”[2]山县听后,深表赞同,立即指示原敬内阁妥筹办理。原敬受山县之命,开始改变踌躇经年未决的对华借款方针,决定支持四国银行团,自为盟主,拟定借款纲领,通知英、法,求其赞同,并怂恿美国加入,以积极援助中国北方军阀。如美国不肯加入,日本将偕同英法支持旧借款团,实行三国共同对华借款:如英法也不赞同,日本则实行单独借款。2月间,北京政府曾向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要求借款五百万镑,迭次往来磋商条件,后因四国公使答复未能满意,不得不中止。旋即由日本单独借日金九百万元,利息八厘,实收九二,以国库债券为担保,期限六个月,于2月18日签约交款[3]。日本企图通过单独对华借款支持皖系军阀,以取得皖系同意与它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攫取中国的主权。
皖系军阀和安福系由于是日本一手扶植的,所以他们处处依赖并听命于日本帝国主义,而直系吴佩孚坚决反对日本的侵华政策和皖系盗卖国权、投靠日本的可耻行径。因此,在直皖战争中,日本从切身的利害出发,支持皖系对直系开战。尽管战争前夕,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特别是中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训令其驻华使馆严守“中立”,不得参加一方反对另一方[4],但它同皖系军阀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它不可能对这场战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事实上它完全站在皖系一边,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场战争。
如前所述,段祺瑞用以对直战争的主力边防军,不仅是用日本的借款建立起来的,其军火装备也由日本供给,而且直接接受日本军官的训练。边防军的最高军事顾问是坂西少将,边防军的一些军事教官大都由日本军人充任[5],这种情况一直到直皖战争爆发时均是如此。战争前夕,坂西参与了皖军对直战争计划的拟定,日本借款八百万元给段祺瑞充作战费[6],还有一些在华的日本人参加段军对直作战[7]。为此,曹锟曾电请北京公使团注意日本暗中助段这一事实。全国学生联合会致北京公使团的电报也指出:“日人加入段军,事实昭然,此不但助长敝国内乱,抑大背国际成例,除由国民直接提出抗议外,望主持公道。”该会在致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的电报中更加严正地指出:“贵国国民加入段军,业已证实。此举不特有背贵国严守中立之宣言,抑且贻贵国羞。倘不严加取缔,敝国国民自有正当办法,以对此等非礼无法之举。”[8]日本知道奉军参战对皖军极为不利,因此,当张作霖还未明确表示援直倒皖时,它的驻奉领事曾奉令照会张作霖,不准二十七、二十八师开入关内助直[9]。战争进行中,东路战场16日直军在杨村安置大炮抵御皖军时,遭到驻防该地日军的横蛮干涉,以致被迫后撤,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但皖军占领杨村后,在该地架炮等一切军事设施和军事活动,日军却概不过问。两相对比,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助皖反直的态度。
除了日本外,援助段祺瑞的还有意大利。7月初,意大利私将大炮、炮弹、子弹、炸弹等军火,从山海关运往南苑,供给段军,意大利的飞行员也参加了战争活动。7月12日,曹锟、吴佩孚以此举违背了国际公约中有关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争,和各国外交使团关于中国不统一不售军火给中国的规定,特提出抗议[10]。意大利公使以并未同意外交使团禁运武器的规约为理由,表示拒绝接受曹吴的抗议[11]。
战争以皖系失败告终后,中国亲日派被打倒,日本失去了多年扶植的代理人,其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危害,因而感到沮丧和担忧。东京《朝日新闻》 8月3日发表的社论说:“亲日派既灭亡,于日本的利害,有不能不视为重大。……无论如何,段派比之其他各派,较了解日本所与以中国的利益。何言之,因彼派系有利用日本的势力,以固其立脚地的倾向,此系事实。……其结果至失全国人的信望,单剩因与日本军阀的关系而为列国嫉视之的,终至今日陷于悲惨的败亡。……此次段派势力消灭尽净,亲日派灭亡,世人一般不免叹息,此乃吾人所了解。”[12]文章认为:“段派之武力中心思想,乃与中国之情势相背驰,故助段图谋中国统一之日本,乃陷于非常之过误”;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但是战争结束,日本仍然偏袒皖系军阀余孽,深恐徐树铮等一旦伏法,亲日派势力被彻底铲除,势将丧失其在华利益,因而对安福系罪魁祸首极力予以庇护。
皖系被打败后,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国桢、姚震九人,为了躲避直奉和国人的惩办,先后逃入日本使馆,寻求主子的庇护(李思浩逃入华俄道胜银行内)。7月28日,各国外交使团在法国公使馆开会,讨论是否收容安福系罪犯问题。美、英、法三国公使主张除妇孺外,其他一律不许在使馆居住,但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表示反对,认为是违反了人道主义[13],结果决定各行其是。会后,美、英、法三国公使发出训令,告诫各该国旅京侨民应按条约规定,不许华人男子寓于使馆界内,如有私自庇护罪犯情事,限四十八小时以内勒令出境[14]。日本使馆则将徐树铮等人藏匿在使馆界内的护卫营中,为了避免外泄,将中国男仆全行辞退,一切事务均由日本下女伺候,并在使馆秘书厅“宴以大餐”,“款待周至”[15]。
7月29日,徐世昌根据直、奉方面的要求,发表了通缉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十人的命令。但是,要对他们进行惩办,就必须同北京外交使团和日本公使馆交涉,将徐等引渡归案。因此,8月7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北京公使团领衔法国公使柏卜,要求转达各国公使将徐树铮等十人,“切实查缉引渡,以便归案讯办”[16]。
8月9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奉本国政府训令,复照外交部代理总长陈箓,拒不同意交出安福罪犯。复文声称徐树铮等九人,“各自投本公使馆,以求一身之保护,本公使顾及国际之道义及中国之事例(按此指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使馆曾予庇护),认为不得已而对于以上各人决定加以相当之保护,收容于公使馆护卫营内矣。本馆严重告诫,在收容所内不得干与一切政治,且全然断绝与外部之交通。本公使当通告以上事情于贵代理总长之际,深信贵国政府能十分谅解本使馆之措置全然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现在各氏所受之保护,非依其隶属于某政派而与以特别之待遇,亦如不能因其非属他政派之故而即拒绝收容者也。”[17]22日,外交部又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表示不同意9日复照中所述各节,指出我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调查完了,即将犯罪证据详细奉复转达,俾将各该犯引渡法办,并要求在此之前不让各犯逃走,或迁移他处藏匿,以期归案讯办[18]。27日,日使又复照外交部,再次表示拒绝引渡祸首,认为中国政府7月29日惩办徐树铮等的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日使馆即视为政治犯而予以收容保护,并声称:“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说将彼等引渡。”[19]
日本包庇安福系罪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全国许多团体发表通电,表示强烈抗议。8月17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日本驻华公使的电报说:“查徐树铮等犯侵蚀国币,骫法杀人,通匪谋乱等罪,均证据确凿,完全为刑事罪犯,绝对无政治性质,苟许容留,适蹈袒庇段党之嫌。敝国人民对此必更加一重遗憾”,要求日本公使尊重中国民意,“将徐树铮等罪犯引渡惩治,以申国法而全邦交”[20]。北京学生会的通电指出:“日使小幡此次庇护安福祸首徐树铮等,藉口国际习惯,强词夺理,中外共愤。该祸首等穷凶极恶,杀人赃污,靡所不为,安得与国事犯比。且按诸国际公法,公使馆决不能庇护犯人,其治外法权亦仅限于保护公使与公使馆之公文两者之独立及不受侵犯而已。今小幡滥用公使不可侵犯之权利,以庇护我举国欲甘之罪人,实属破坏国际公法,侵犯吾国主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除一面陈情政府速与交涉引渡外,务望各界厉行抵制日货,以为对待,促其最后之觉悟。”[21]8月14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致电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将不适任之小幡公使撤回,从速将徐树铮罪魁等九名引渡于我国,以顾全两国邦交,以平我五亿国民之公忿”[22]。
11月14日,日本公使馆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掩护安福系罪魁徐树铮从使馆逃往天津,转送至上海公共租界匿居。
段祺瑞、徐树铮倒台后,日本开始物色新的代理人,并且看中了张作霖;而张作霖也想利用日本作后台,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当时的外报指出:“外人界内,皆视张作霖为继段祺瑞而赞助日本军阀者。”[23]
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和日本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日本对皖系军阀的支持,阻挠了南北议和,影响中国的统一,它在中国独霸,损害了美、英、法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因此,英、法特别是美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对皖系军阀投靠日本,坚持武力统一中国,表示不满。
1919年8月,由于美国人民反对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和凡尔赛条约中有关中国山东问题条款的规定,同情中国拒签和约运动,美国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通过一项保留案:“美国对德约第一五六条、一五七条、一五八条之规定,不予同意,并保留美国对中日间因此项条款所起争论之完全自由行动权。”[24]英、法两国对美国参议院的保留案,也表示赞同,决定采取一致态度。11月间,日本为了保持对中国满蒙地区的独占,向美国提出所谓“满蒙除外”条件,美国以其违反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原则,坚决予以拒绝。英国和法国也同美国取一致的步调,反对日本的要求。美、英、法三国还订有中国不统一不售予军火的协约,并拒绝日本提出共同向皖系军阀及其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借款的要求。前述直系特别是吴佩孚提出的一些主张,比较符合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口味,因此在直皖战争中,美英法三国在政治和道义上是支持直系的。
直皖战争前夕,美、英、法驻京公使对皖军发动对直战争即屡有不满的表示。1920年7月8日,法国公使柏卜代表驻华公使团照会外交部,声明倘有外国侨民,因战争“致受性命或财产之损失,公使团应使中国政府担负全责”,要求中国政府“筹设一切妥协办法,以免携械军队进入京城,或使用抛掷炸弹之飞艇于京城空际之上”[25]。这是企图限制边防军的军事行动,是不利于皖军的。英国驻京公使还通知北京政府,要求不用英国飞机参与战争,并将英国技师撤回[26]。一家英国人在中国所办的报纸,从北方舆论大多数同情吴佩孚,反对段祺瑞和徐树铮亲日卖国政策,支持直军倒皖战争的理由出发,甚至认为公使团上述照会,从外国侨民的安全考虑,“固属正常”,但照会中劝止战争的话,“似为保全安福部之间接行为”,“未免有遗憾焉”[27]。战争爆发后,7月17日,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参赞马格德和江苏督军李纯督署顾问美国人安德森,曾一同到保定前线观战[28],以表示对吴佩孚的支持。
在如何对待安福系罪犯问题上,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同日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场,反对日本对徐树铮等人进行庇护。如上所述,三国驻华公使曾指令本国侨民不许罪犯留居于使馆界内,并认为中国政府有权引渡罪犯归案法办。英国《泰晤士报》的文章说:“此次安福党之罪犯,纯属非政治犯性质。该人之行为,实人神之所共愤,天地之所不容。……民国政府应有要求各公使将各犯等引渡,按照中国法律惩办之权。……使署界内,不得为犯罪之逋逃薮。”[29]吴佩孚对三国上述所持态度表示赞许,他希望公使团协助捕拿藏匿在使馆界内的安福系祸首[30]。
战争结束后,一些英美在中国创办的报纸及其记者,对吴佩孚给予很高的评价,发出一片赞扬之声,并且对他提出的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等主张(吴的主张详见下节)表示支持。《密勒氏评论报》指出:“吴佩孚将军为一时代之人物……公认为中国一国之英雄,与保障人格之伟大,一时人咸注目其身,而叹服其战段之神勇,中外之人,无不皆然。”[31]一个英国记者说:“吴佩孚将军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32]另一美国记者说:“吴佩孚之主张大公无私,曹、张两使若能尊重吴将军之意见,唯吴之言是听,则时局必能彻底解决,中国之兴,亦可立待。”[33]8月中旬,随同美国议员团访华的美国参议院议员、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建议书中,认为中国只有像英美那样,实行代议制度,根绝军阀官僚政治,才能解决时局问题,因此他表示赞赏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中国之情势而论,苟欲解决时局,则不但在理论上应当召集国民会议,征求意见,且在事实上亦系舍此而外,别无他法。”[34]这些看法表明,美英等西方国家开始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推行对华政策的合意人选。
上一篇：召开国民大会问题
下一篇：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民国历史 民国历史一览表 民国历史大事年表 民国历史大事记详细 民国历史大事件 中华民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