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遣会议的召开与流产
1928年6月26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北平。此行任务一是到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二是与冯、阎、李等人协商军事善后问题。7月3日,蒋介石抵达北平,5日发出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人的通电,宣称:“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凡我同志,必当以真正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1]蒋介石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倡导裁兵的大旗掌握在自己手中。
7月11日、12日,蒋介石召集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陈绍宽等讨论整理军事方案。13日,蒋介石、冯玉祥等人在北平举行记者招待会,蒋将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达成的共识——《军事整理意见书》向社会公开,作为实施裁兵的基本方案。《军事整理意见书》首先阐明裁兵的必要,强调“裁兵能否实行,军政能否切实整理,今已为国家存亡之关键”。意见书详细阐述了编遣的具体方案:决定召开编遣军队的“特别军事善后会议”,由会议议定军队复员、裁兵具体办法,以及军政统一后的军制、军额、军费等问题,会议结果呈报国民政府公布,由军事委员会执行。同时对具体编遣提出八条意见:一、实行兵工政策,扩大警察编制,设立各种研究班,安置被裁士兵;二、由财政部印发3000万至5000万军事善后公债,筹措裁兵经费;三、组织裁兵委员会或编遣委员会具体负责裁兵问题;四、根据军费占国家收入一半的原则,确定全国年军费为2.5亿元,兵额为50万;五、军队编制以师为单位,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六、妥善安置军长以上级别的军官;七、实行军区制,全国划为:苏皖赣、闽浙、两广、两湖、四川西康、云贵、陕甘、鲁豫、燕晋、热察绥、东三省、新疆十二个军区,每军区驻兵四万至五万人,军区长不得兼任省政府;八、抚恤伤残军人[2]。
7月14日,蒋介石进一步整理出《军事整理案》及《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等具体裁兵计划。《军事整理案》规定设立国防会议,作为全国最高军事统率机关,直隶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负责统帅军政全部责任。同时制定了编留军队的整理计划:一、设立编遣委员会,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参谋次长加上中央委员三至五人组成,直隶于国民政府;编遣委员会成立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各集团军总司令一律取消,各军均听编遣委员会的编遣。二、由中央统一各部队的编制、训练、经理及军械的分配、补给,取消各集团军总司令,所有节制、调遣、人事权收归中央,破除旧日一切以地方为依据、以个人为中心的制度及习惯。逐渐实行征兵制。三、国军平时以师为最大单位,军事委员会在各集团军及后方部队选拔精良部队,归中央直辖,先编成六十个师,再求精简为五十个师。编制、训练、经理、枪械以及节制调遣均听编遣委员会的命令。四、统一军事教育,各师下级干部轮番入中央军校补习教育。五、着有战功及资深学富的将领,由编遣委员会审定,一律补官给俸,军长以上级别者调军委会任职,愿出洋者给以旅费。六、各师、团易兵而教,相互参合[3]。《编遣部队之裁遣方法》规定了被遣士兵的安置计划:一、在编遣委员会里设国军编练部、宪兵编练部、警保设计部、兵工设计部、屯垦部。二、精选编余官兵及各地警察,编成宪兵20万,直隶中央。三、从国军及宪兵编余部队中,再选若干编为警察与保安队,直隶于省政府。四、兵工设计部研究兵工技术及管理方法,选择最急、最要、最易者先行。五、以冗兵开垦边荒,充实边防[4]。
蒋、冯、阎、李等国民党军实力派人物7月北平会面,为1929年1月国军编遣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是编遣会议筹备酝酿中的第一个重要阶段。7月25日,蒋介石离北平回南京参加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8月8日至15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举行。决定结束军政,开始训政时期,依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设立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会议通过《中央政治会议案》和《政治分会存废案》,要求各地政治分会限1928年年底前取消;修改政治分会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各政治分会“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会议通过《统一党的理论案》、《民众运动案》等多项议案[5]。《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案》确定划分国家、地方税收的原则,设立预算委员会核定收支。会议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举蒋介石、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孙科、胡汉民为常务委员。
确立军事整理方案是全会重要使命之一,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内容为:一、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二、全国军队数量,必须于最短期间切实收缩;三、统一军事教育;四、裁军为整军理财的第一要务;五、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6]。决议还决定将提案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六人进一步规划,然后由国民政府核定施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的决议向着召开编遣会议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蒋、冯、阎、李7月在北平讨论编遣计划时,曾议定军队分三期编遣:第一期为自裁自编,第二期为召开编遣会议进行统一编遣,第三期则在第二期统编基础上再把全国军队缩编为50万。自裁自编于1928年7月即开始进行,至1928年12月中旬,四个集团军均宣称已基本完成任务。经过整编,各集团军分别拥有的步兵数额为:第一集团军十二师二旅,第二集团军二十师数混成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十二师左右[7]。从数字上看,第一集团军编遣力度较大,但究其实,主要是编制的压缩,人数裁减实际有限。自裁自编的效果正如何应钦所说,许多人给他写信反映“裁兵不过是一个美妙的名词,实际上绝没有那回事”[8]。这样的结果,朝野各方自然也都了然于胸,这一段时间实际是各实力集团为应对裁兵而留下的准备期。自裁自编到期后,召开全国统一编遣会议便提上日程。
12月3日,国民政府公布《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筹备简章》,决定成立编遣委员会筹备会,任命何应钦为筹备主任,正式展开编遣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26日,蒋介石决定编遣会议提案要点:一、取消集团军。二、军政军令在编遣期间,皆由编遣会议决议执行。三、不得自由调动部队[9]。
在会议筹备的同时,南京中央继续发动广泛的裁兵舆论宣传。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专门举办“整理军事宣传周”,召开民众大会宣传裁兵,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等纷纷出席演讲“裁兵”、“编遣”。上海特别市党部把12月19日至22日定为上海宣传周,召开大会、发表通电,强烈呼吁裁兵。国民党上海六区党部联合通电全国,要求各军事将领参加编遣会议,直诋与编遣相左的行为为“反革命”。同时,各地亲政府乃至中立报刊也大量发表文章、评论,支持编遣会议。
经过半年的酝酿、准备,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正式开幕。5日,编遣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大会。大会通过吴稚晖起草的“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宣言,作为编遣委员会必守的信条。蒋介石发表讲演,以日本为例,强调“削藩”,要求把军权收归中央。直截了当地表示:“要造成现代式国家的条件是什么?即是(一)统一。(二)集中。”蒋以日本倒幕运动成功后,各藩化除藩兵、军权收归中央为例指出:“国军的基础树立,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全国统一,才能名实相符,中央政府才能着手改良一切政治。”蒋一再阐述军事财政统一的重要性,强调:“要造成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要件的军权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今后能否统一,能否集中,全在我们同志一念之转移。”[10]希望各军事领袖开诚合作,站在中央、统一的立场上,以国家为重,达成军事、财政的统一。
继第一次大会之后,编遣委员会又于1月8日、1月11日、1月17日、1月22日召开第二至第五次大会。第五次大会推选吴稚晖、谭延闿、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宋子文、张学良为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于大会闭幕后组织编遣委员会常务会议,定期开会,讨论决定编遣的有关事宜。编遣委员会负责拟定国军兵额,划分卫戍区域,拟定全国军费,规定现有各部队官兵裁留标准,接管现有各军队程序,校阅全国现有陆、海、空军,筹办编余官兵分遣安置等事宜。编遣委员会委员长由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主任。委员会下设编遣区办事处,为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负责该区内军队之编制、遣置、点校及编遣期内之训练、绥靖、兵器器材整理统计等事宜。
1月25日,编遣委员会第六次大会后,举行闭幕典礼,蒋介石、胡汉民、蔡元培相继致词,并发表闭会通电。编遣会议历时三个星期,讨论了三十多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为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大纲》全文共十七条,主要有六方面内容:一、国军编遣委员会已经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之后,设编遣区,各编遣区办事处承编遣委员会之命,于编遣尚未完毕前,负责一切。这就等于取消了冯、阎、李等人对所辖军队的合法统帅权,军权收归中央。二、各编遣区内从前解拨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的军费及各区截留的国家税收,一律移交财政部管理,再由财政部拨交编遣委员会经理部,经理部再转发各部队。现存之军实及一切军用品,存放指定之储藏库统一保存。各兵工厂之制造,一律停止。三、全国现有军队分六个编遣区编遣:即蒋、冯、阎、李四个集团军各设一个编遣区,东三省设一个编遣区,川、康、滇、黔为一个编遣区。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径行派员缩编。四、全国陆军步兵不得超过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总兵额约80万人,军费为1.92亿元。军费缩减至全国总收入的40%为止。各编遣区编留部队至多不得超过十一个师。五、各省区依地方财力及必要,可由编遣会核准,将编余官兵改编为地方警察、保安队,人数以3000至6000人为限。六、现有军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移动[11]。
大纲最大的看点是编遣区的划分,这是影响各方力量消长的关键,是各方斗智斗力的结果,其中包含有很大的奥妙。从表面看,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是平等的,各设一个编遣区,因此所裁士兵人数也基本相等。实际则不然,方案中规定中央直辖部队的编遣,为蒋介石留下了一个活口,由于握有中央大权,蒋可以把第一集团军兵员转移到中央编遣区编留,实际比冯、阎、李多了一个可以利用的编遣区,编遣的结果自然会比冯、阎、李保留更多军力。在各集团军自行缩编过程中,蒋的用心已经暴露。缩编前第一集团军有四个军团及总预备队、后方警备部队,总计官兵50万人。在自行缩编时,蒋介石把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改由中央直辖,改成中央缩编部队。在缩编过程中,中央直辖部队又都由第一集团军兼办。编遣区办事处的组成也是如此,何应钦为中央编遣区办事处主任,朱培德为第一编遣区办事处主任,项雄霄、葛敬恩、贺国光则分别兼任两个编遣区办事处的总务局长、军务局长、处置局长,两个编遣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操作的空间巨大。
当然,中央直辖部队的提出,也并非毫无根据,以后来编成的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成分看,这些多属北洋或地方部队:“如河北徐源泉、郑俊彦,皖北岳维峻,鲁境任应岐、刘珍年、谢文炳、刘志陆、刘桂堂、福建张贞、卢兴邦等部”[12]。他们在北伐大潮中卷裹进南京政权中,和各实力集团均没有历史联系,由中央统一编遣说起来尚属名正言顺。又如福建、山东部队不属于指定的六个编遣区范围,将这些部队放进中央直辖编遣,也应是比较好的选择。事实上,这些部队编遣后,相当一批人员并没有落入蒋介石的控制之中,如福建张贞、卢兴邦部分别编为暂编第一、第二师,岳维峻、谢文炳、刘志陆、刘珍年、刘桂堂部分别编为新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这些部队基本还是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直辖部队十二个师中半数以上不为蒋介石所掌握。郑俊彦、徐源泉、任应岐部分别编为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师,相对而言,这部分部队蒋可以调动。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和陈调元的第三十七军本为第一集团军析出,不过方振武部曾经归属冯玉祥,只是“二次北伐”时才归第一集团军指挥,陈调元部远在豫鲁,和白崇禧有附属关系,将其归属中央直辖,既在情理之中,也可以理解为偏私之举。无论如何,这样一个编遣区的存在,使蒋有了上下其手的空间,这是蒋拥有中央权威的天然优势。
其实,编遣中的空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十分清楚,从保存实力的目标出发,虽然表面上他们不能不附和裁兵主张,但实际上私下里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编遣方案的通过后面就有一个十分复杂的勾心斗角过程。早在“二次北伐”完成,裁兵宣传声入云霄时,冯玉祥就提出,裁兵“不可令各集团军比例裁汰”,其公开理由是“军队系国家所有,非各军事领袖总司令所得而私”[13],实际则是因为冯部人数较多,如按集团军比例裁撤,则冯部裁撤最多,实力受损最大。会议筹备时,冯玉祥授意石敬亭等向蒋介石提出:“此次编遣军队宜用‘下楼’办法,而不宜用‘跳楼’办法。所谓‘下楼’办法,乃先编遣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部,过半年再编遣各方面军总指挥,再过半年编遣各军,如此仅一年即可编遣至师部。此种按步下楼之办法,虽缓慢而较安全。跳楼办法则为从集团军至师部均一次编遣。”[14]这一建议很明显是希望由各集团军自身主导编遣进程。冯进而提出有利于己的裁留标准:“强壮者编,老弱者裁;有枪者编,无枪者裁;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裁;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裁。”[15]按照这一标准,保留最多的当然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裁遣最多的则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收编了十几万降军,势力膨胀最快;阎锡山因为大量招降纳叛,扩充实力,实力大增,成为众矢之的;白崇禧在前线也收编了一些降军。惟独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出力多实惠少,冯玉祥对此愤愤不平,所以曾多次提出裁兵重在不收兵的主张。
冯玉祥的裁留标准当然为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所不满。蒋介石见有机可乘,在编遣会议上鼓励冯玉祥提出自己的裁兵方案。冯玉祥拟定的方案为: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二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部队共编八个师。冯玉祥的方案,把自己划到与蒋介石并列的第一序列,而把阎、李置于第二序列,显然对阎、李不利,激起阎、李二人对冯的不满。1928年12月26日编遣筹备会上,冯玉祥的方案遭到阎锡山、李宗仁方面的激烈反对,李宗仁公开表示:“余意裁兵愈多则前途愈有可为,惟须合于中庸之道,各方被裁兵额,务求平允方可。”[16]蒋介石则不置可否。阎锡山趁此与蒋介石、何应钦等联络,提出一个与冯氏不同的方案: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十个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八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六到八个师,余下六到八个师由中央处理。阎锡山的提案加进了中央编遣区,明显对蒋介石有利,而其本身并无实质利益。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主要欲借此拆散他最担心的蒋、冯联盟。蒋介石在阎的提案基础上,又提出增加一个东北编遣区。
编遣会上,蒋介石把冯、阎两个方案分别提交会议讨论,冯、阎立即为此发生冲突,李宗仁看到阎案有离间蒋、冯的性质,也表示倾向阎案,冯玉祥陷于孤立。局势的发展正是蒋介石乐于看到的,在阎案已占上风的情况下,他顺水推舟,也表示赞成阎案:会议最后确定的方案正是以阎案为基础的,蒋巧妙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又使各方无话可说。
总体而言,作为拥有中央政府的最高统治者,蒋以中央编遣的名义,在此中得到事实上更多的份额,尚不能算是过分。其挟中央政府的权威,利用广大人民渴望裁兵的心理以及冯、阎、李之间的矛盾,召集编遣会议,期望用和平的政治手段,削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进而剥夺他们的军权,也有其不得不然之理。但蒋求治太急,对地方实力派逼迫太紧,会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编遣会,以焕兄报告最实在,任潮最支吾……今日形势,编遣事非强制执行似不为功,应与焕章接洽之。”[17]强制推行编遣的意愿非常急迫。在其本身并不具备消灭地方实力派的足够力量的背景下,招致反弹几乎不可避免。对蒋介石高举中央大旗欲消弭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实力于无形的计划,冯、阎、李当然不肯听从。冯玉祥拟定的方案受到攻击后,即表示消极,不再出席编遣会议。李宗仁经过几次电报催促,才于12月28日到南京,抵触心理非常严重。
编遣会议一闭幕,冯、阎急忙返回防地,李宗仁则留在南京观察动静,各方面都积极做战争准备,以便在战场上一决高低。蒋介石花费半年精力酝酿、筹备编遣会议,在会上尽管达到了目的,却也种下无穷后患。会议进行过程中,蒋曾在日记中写道:“军阀习惯性成,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思之但有郁闷而已。”[18]他把责任归之于地方实力派对权位的把持。而冯玉祥的观感则是:“蒋专弄权术,不尚诚意,既联甲以倒乙,复拉丙以图甲,似此办法,决非国家长治久安之象。”[19]区区一个编遣会议及几个决议,不可能真能使几大军事首领轻易就范。尤其是蒋、冯离心,蒋、冯同盟破裂,更埋下无穷祸根。冯氏1928年10月13日抵京,就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职,几大实力派中,最能表现与蒋合作诚意,而蒋一开始也希望与冯结盟,1928年8月8日的日记中曾规划“焕章入府”[20]为其出任国民政府的条件之一。但是,编遣决议实际已使蒋、冯间的良好气氛化为无形。会后不久,2月5日,冯氏向蒋“面请短假返汴休养”[21],由此开始了蒋、冯间的长期对立。冯玉祥离心,蒋对全国的统治主动权大为削弱,李宗仁、阎锡山乃至冯玉祥,都有了向蒋启衅的决心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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