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
孙中山1925年3月在北京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孙中山生前遗愿,决定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灵柩一直暂厝于香山碧云寺。1928年8月8日,国民党结束“二次北伐”仅仅两个月,便在二届五中全会上匆忙决定1929年1月1日为孙中山安葬日。11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林森等人为迎榇专员,前往北平迎榇南下。由于南京中山陵园迟未建成,灵柩奉安日期不得不几经变更,初延至1929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最后定为6月1日。1929年1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总理奉安委员会章程》,蒋介石亲任,开始具体筹办孙中山灵柩南迁事宜。
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被尊为国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纪念孙中山成为各级政府及机关学校的常态化仪式。早在1926年1月16日,国民党“二大”就通过决议,规定“海内外各级党部及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各军队均应于每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2月12日,中央党部议决公布《纪念周条例》,对纪念周的具体执行办法作了详细规定,明确每周周一上午8时为纪念周活动时间,举行纪念周的目的是“为永久纪念总理,且使同志皆受总理为全民奋斗而牺牲之精神,与智仁勇之人格所感召,以继续努力,贯彻主义”[1]。1930年代,纪念周程序中又增加向“党、国旗”行礼的仪式,以强化参加者对国民党与中华民国的认同。奉安大典和纪念周一样,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最隆重的孙中山纪念活动,虽然也反映了全国民众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无限敬仰的共同心声,实际也是服务于强化国民乃至政权内部认同国民党和当时的最高权力拥有者蒋介石这一最终目标的。
奉安大典的组织者是国民政府,宣传方针是要向全国人民宣传总理遗教,整个奉安仪式与宣传无不体现严格的权力规范性与统一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统一的宣传大纲、标语与口号,宣传孙中山一生的事业是“领导中国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国民革命运动”。大纲反复强调三民主义是立国之本,而奉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领导国民建设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党,因此要求国民“拥护本党、赞助本党”,将中国建设成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华民国”[2]。国民党试图通过奉安大典在全国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党化宣传和教育运动,向广大民众强势灌输其意识形态。所发布的标语与口号纯属典型的政治话语,充斥着强烈的国民党权威意识。
奉安宣传特别重视面向普通民众,强调宣传品“内容不可复杂,文字须雅俗兼通”[3],宣传形式应简明、直观,统一规定宣传方式为:“一、编发各种宣传品。二、讲演总理革命之伟大精神及史略。三、演放有关总理革命之各种影片。四、奏演哀乐及留声机之总理演说片。五、张贴各种迎榇图画、照片”[4]。
为扩大影响,奉安之前,国民党专门开通迎榇宣传列车,规定“车停各站时,任人围观”[5]。1929年5月10日,宣传列车从南京浦口出发,经过滁州、蚌埠、徐州、泰安、济南、天津等地,5月21日到达北平。宣传列车过站时,均作停留,“以资演剧、放电影、表演魔术种种宣传”,“一路散发传单,并摄影放活动电影”[6]。所经之地,国民党党部均召开迎榇纪念宣传大会,参与民众达数十万之多,仅济南一市即有十余万人参加[7]。济南党部为扩大迎榇影响,还特地制作了一枚“济南各界迎榇宣传纪念章”。
与此同时,国民党上海、江浙、南京地方党部又组织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由杭州开往上海、南京,沿途停靠,进行宣传。24日,沪杭宣传列车抵达杭州后,举行各界代表大会,浙江省党部组织表演歌舞新剧、发表演说,全场民众达一万多人[8]。沪宁、沪杭两路宣传列车在江苏昆山、苏州及无锡表演“天下为公”剧目,各地均有数万人参加[9]。国民党动用铁路资源,精心策划和操作宣传列车的沿线造势,“由游戏之中将革命之意义刺入民众之脑际”,取得了部分预设的宣传效果[10]。
为烘托仪式的气氛,加大宣传力度,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制作和出版发放大量须知、纪念册、画刊等宣传品,让民众充分了解奉安大典的重要性与神圣性,中央宣传部出版《总理重要宣言合刊》。这些纪念书刊图文并茂,将奉安大典的影响扩展至全国各地。
国民党不仅要求各省市党部与政府派代表前往南京参加大典,而且还要求各大学派一至三名代表、各专门学校派一至二名代表,各省派农民,各省各特别市派工人、商人、学生团体及妇女三至五名代表至南京参加这一活动。各代表由当地党部或政府甄选和介绍[11]。国民政府颁布《总理奉安赠赙及纪念办法》和《总理葬仪赠送纪念树木办法》,鼓励各界捐建建筑、捐送树木等[12]。同时,要求奉安前后全国下半旗[13]。这些宣传动员,为奉安大典的举行奏响了最强音。
1929年5月26日,孙中山灵柩从北平启运南下,28日抵达南京。奉安大典虽然在首都南京举行,实际上是一个从北平肇始,途经冀、鲁、皖、苏四省,迄于南京,全国各地普遍参与的空前的国家圣典。这一圣典由奉安大典的前奏与正式仪典组成,前奏主要是奉移与迎榇两大仪式的链接和组合。整个奉安大典的路线图是:自碧云寺至北平站,再由北平至天津,经济南、徐州抵达南京。其中,自北平碧云寺至浦口全程均为奉移仪式,而由浦口至中央党部礼堂则是迎榇典礼。奉安委员会严格规定了由北平碧云寺至浦口的奉移程序。
灵车从北平东车站开出后,党政官员及各界民众均齐集沿途所经各站,设祭致奠,大站如济南、泰安、徐州等地,迎榇仪式规模更为宏大与隆重。济南早于5月中旬即着手准备迎榇,扎有松柏牌坊与演讲台,全城街道均悬标语。27日,蒋介石亲自至蚌埠恭迎,增添了奉安大典的隆重性[14]。大站迎榇场面热烈,小站同样人山人海。如孟子故乡邹城以及临城车站,迎榇民众成千上万。5月28日,灵榇抵达浦口,奉安大典的迎榇仪式开始。仪式按国民党颁布的《迎榇礼节》,由浦口至中央党部依次举行,之后举行公祭。6月1日,孙中山灵榇奉安中山陵,完成了一场隆重的国家典礼。
自北平移灵至南京奉安,沿途经过了北平、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五省,五省地方党政首脑及数百万民众参与了这场奉安活动。一些地方政府事先举行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地方党政首脑等主持研讨和规划有关举办纪念会事宜。早在5月11日,上海江湾党政部门就着手筹备,并议决要案多项,届时印发各种宣传品[15]。14日,山西省党部成立总理奉安纪念大会筹备会,向南京的纪念建筑赠款,同时准备瓷制总理民元莅晋留影、总理民元在晋遗像3000份[16]。天津也筹备召开奉安纪念大会,“决议立纪念碑及多印总理遗教等小册子,藉以唤起民众”[17]。
在南京举行奉安大典的同时,各地均举行奉安公祭仪式。6月1日,江西南昌各界在体育场公祭总理,三万余人参加祭仪。奉天举行全省公祭大会,全市停止娱乐。青岛、江苏镇江、徐州、淮阴、无锡、松江、南通、常州、丹阳、扬州,安徽安庆、芜湖、蚌埠,福建福州、厦门,湖北汉口,山西太原等地均举行隆重的奉安公祭仪式,一般都有数千或数万人参加。厦门举行公祭仪式时,外领、外商、外校亦下半旗志哀,政府动用飞机悬坠黑布于两翼在空中盘旋,晚上戒严[18]。上海全市举行各界奉安公祭大会,各机关、团体、学校还自行组织公祭仪式,各商铺、娱乐场所停止营业[19]。山西太原有两个奉安公祭会场,一处在中山公园,约一万人到场,另一处也有数千人参加[20]。浙江杭州在西湖公共体育场举行公祭大会,十余万人参加,会后分组演讲,各界民众均可参与。同时,组织演讲队,深入城镇及郊区宣讲,并有汽车队绕行全市,分发传单[21]。广东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奉安纪念仪式更加隆重。早在5月下旬就颁布“总理奉安日志哀办法”,要求各商店悬挂蓝字纪念灯笼,正午工厂、兵舰同时鸣放汽笛,电力公司开启电灯,所有党员自备黑纱缠左臂[22]。
孙中山奉安大典体现了民间与国家的有机融合,而且通过民间强化了对孙中山的纪念。最典型的基层祭仪是福建省建瓯县奉安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县党部“总理纪念堂”。据亲历者回忆:这次奉安纪念大会,是本县前所未有的、最隆重、规模最大的仪式,游行队伍雄壮整齐,全市最热闹的街道国旗飘扬,屋檐上空全部遮上长条白布,整条街如同白色世界。游行队伍由一对大锣鸣锣开道,接着是鼓手队、军乐队,一路吹奏,四名穿着白衣裤的扛夫抬着一座像亭,亭的四角,扎了白彩球,亭中供孙中山遗像及香炉、烛台等,后面跟着的是一队穿白长衫黑马褂、臂带黑纱的官员,暨各界代表人物,并有士兵保护。之后是工、农、商、学各界队伍,共一千多人,浩浩荡荡[23]。
宗教纪念仪式也融入奉安纪念。中国佛教会专门呈文奉安委员会,请求准予派代表四十八人参加奉安大典,并通告全国佛教各寺庙及佛教团体于奉安日举行祈祷大会[24]。各地寺院及佛教徒积极响应,如上海各寺庙及宗教团体,召集全市僧众居士,齐集首刹留云寺,举行总理奉安祈祷大会,有僧侣数百人参加。中国佛教会还编辑《中国佛教会纪念总理奉安特刊》,其中收录《佛教徒参加总理奉安典礼的意义》等文[2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班禅为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缅怀孙中山的伟大功绩[26]。中华道教会也召开奉安纪念会,基督教总主教亲自参加南京奉安大典,上海基督教各教堂联合举行奉安纪念仪式[27]。
由于国民党的强势和广泛宣传,使奉安大典的影响迅速传播全国各地。许多人虽然未能亲历大典的场景,但却通过各类媒体的传播,感受到大典的隆重悲壮的气氛,从而被不自觉地纳入奉安大典的活动之中。1929年6月1日,远在昆明的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预料中,理想着今天定要天晴——因为是奉安纪念,少不了青天白日照耀在总理的柩前。”然而,昆明依然下着小雨,但他仍去“总登记处开纪念会”,在聂耳看来,这是“天为总理而流泪”![28]闻一多也曾参加武汉大学的奉安典礼纪念会,并撰写祭文,高度赞扬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并称国民党将“煌煌遗教,奉作宝书,和平统一,实践非虚”[29]。许多奉安大典直接参与者终生难忘这一盛典。沈松林作为大学生代表参加“护灵”,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人们见到孙中山遗容时,失声痛哭,频频挥泪”[30]。
奉安大典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一手承办的国家仪式,既具备旧式帝王葬礼的崇隆,又超越了旧式帝王葬礼在时间、空间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局限。它利用民众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想和不屈不挠、愈挫愈奋的人格魅力的尊崇,成功透过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渗透功能,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南京国民政府利用党政权力,动用公帑十六万多银元及各类资源[31],营造了一场有广泛代表参与的国家仪式,自有一定的正当性。然而,奉安大典一方面强化了孙中山政治符号的象征功能,另一方面又展示了国民党执政后的党国权威,在意识形态层面强化了国民党的党治权威。当然,不可否认,在当时蒋介石最高统治权并不稳固的历史条件下,也在相当程度上夹杂了蒋介石的个人私货。据曾任过蒋介石随从秘书的黄埔系骨干将领曾扩情数十年后披露:“蒋介石自任黄埔军校校长以来,即以孙中山先生的唯一继承者自居;尤以1928年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更为热中【衷】于此。为了赚取人们以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情感意识来信仰他,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用优质的宣纸,长约尺余,宽可六寸),广为传送。是年10月,蒋介石特派我到四川,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本册子分赠各军军长,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并指出其中孙中山先生对胡汉民、汪精卫两人有所批评的一函,强调地对我说:‘从这一件函的文句,可以看出孙总理在世时,对胡、汪两人并不重视和信任;以他两人意志薄弱,不足以胜任繁剧,更不足以担任革命重责,只能在一般的政治交往上当当代表,应付场面而已。望向川中各军领导人,对此加以恳切说明:不要指望胡、汪两人对国家大事有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毫无疑义地【的】是:假孙中山先生的大帽子,来压倒他平日视为主要政敌的胡、汪两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意图博得四川军人对他的特别信仰。”[32]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举办,与曾扩情所说蒋“特把孙中山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函数十件精印成册,广为传送”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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