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建立
长城抗战的失利和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同时也在国民党内部的一些爱国将领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一直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内外政策,主动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寻求救国道路,矢志抗日。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隐居在山西汾阳,与其旧部及两广等方面仍有联系,随时准备东山再起;同时还与中共北方组织派来的代表萧明等直接会晤,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不断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的错误方针。1931年底,冯玉祥为实现自己团结御侮的愿望,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及至淞沪战起,冯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出席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这些会议上,他怀着满腔热忱,提出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方案。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顽固坚持对外妥协、对内“剿共”的误国政策,使他的愿望落空,郁抑不申,于1932年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阅读进步书籍,总结政治斗争经验,探寻抗日救国的途径。他认识到抗日反蒋必须并举,而要抗日反蒋必须集结实力,否则,将无法实现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由于山东的韩复榘不支持冯的抗日活动,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于是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于10月9日从泰山移住张家口。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及华北的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这时冯玉祥已经与中共北方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共产党的推动下着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准备反抗日本对察哈尔省的进犯,进而为收复失地而斗争。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畸)、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推动和指导筹建抗日同盟军工作。为了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中共河北省委于1933年5月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柯庆施),具体负责党在张家口地区的工作。中共北方组织还从北平、陕西等地抽调谢子长、刘仁、阎红彦等到同盟军各部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冯玉祥加紧军事上的准备。1933年2月,冯电召汾阳军校教育长、共产党员尹心田到张垣,面谈抗日建军事宜。尹心田回到汾阳后与副校长支应遴一起扩编了队伍,于4月末带领该校三千多师生全部开到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任命支应遴为师长,拨归佟麟阁指挥,成为冯的基本队伍。3月下旬,冯又派高兴亚赴津与旧部吉鸿昌取得联系,请吉去察共图大事;吉热烈响应,表示“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1],随即在天津变卖家产购置军械,于4月1日赴张家口。方振武也在冯的联络下,于5月20日率所部从山西到达张家口。此时冯的旧部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也先后抵达张家口。冯还收编了一些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到5月,由冯玉祥出面联络的军队已达数万之众。这些武装力量尽管政治主张不同,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却都一致拥护冯玉祥统率,领导他们抗日。
冯玉祥积极准备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多次派人访冯,企图“劝导”和诱骗冯离开察境。从1933年1月至4月,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曾派王法勤、黄少谷、李烈钧、黄绍竑、熊斌等人,陆续到张家口向冯游说,劝冯离察进京,均遭冯拒绝。冯对左右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2]正当冯拒绝蒋要他离开张垣之际,察哈尔形势日趋紧张。4月下旬,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阵地的同时,也开始对察省重镇多伦的进攻。4月25日,日伪军从围场出发向多伦进犯,并于29日攻陷多伦。接着,日伪继续南犯,于5月24日占领沽源,察省全境行将不保。值此形势垂危之际,冯玉祥于当日在张垣主持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军各地代表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推举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26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通电指出:“日本帝国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决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之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的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淞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事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两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且扣留民众之义捐,禁其使用。要之,政府初无抗日之决心,始终未尝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待遇不公之故,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迩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安定人心自欺欺人。”“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仅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的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3]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第一军:军长佟麟阁、参谋长何章海,辖两师一旅;第二军:军长吉鸿昌、参谋长崔贡深,辖四师;第五军:军长阮玄武,辖两师;第六军:军长张凌云、副军长徐福胜,辖两师;第十六军:军长李忠义,辖三师;第十八军:军长黄守中,辖五师;第五路军:总指挥邓文,辖三师两旅;骑兵挺进军:总指挥孙良诚、参谋长傅同善,辖两军;察哈尔自卫军:军长张砺生,辖三师;抗日救国军:总指挥方振武,辖三师两旅;第四军:军长米文和,辖一师;蒙古军,辖三军;以及总部直辖各部队,共约十万人[4]。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促进了张家口(张垣)以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在张家口,5月27日由“各界御侮救亡筹委会”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三千多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推选共产党员杨波等为执行委员,负责筹备召集全省的抗日御侮救亡大会。同时,创办了《抗日前线》、《民众日报》、《民国日报》,积极开展政治宣传活动。为动员民众参加抗日同盟军的爱国斗争,中共张家口特委成立前敌委员会。前委领导了平绥铁路工人参加斗争,并在电灯、电话、汽车等行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工人纠察队。同时,在农村组织了救亡会。在同盟军北征期间,动员农民参加运粮、募捐、慰劳等支前活动。张家口工农群众运动,对察哈尔抗战起了支援作用。
在全国,民众的抗战精神因此而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5月31日,山东全省民众抗日会电贺冯玉祥组成抗日同盟军,表示“誓从公后,湔雪国耻”。6月1日,广东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大会、西南各省国民对外总会、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分电祝贺冯玉祥率师抗日,表示竭诚拥护。6月20日,东南五省民众抗日救国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5]。总之,抗日同盟军的建立,打破了当时的沉闷空气,在全国引起了广泛重视和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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