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失败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察东失地而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等却在密谋策划,加紧扼杀抗日同盟军。还在7月3日即同盟军总攻多伦前夕,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样“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已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解决办法,并电百川、明轩,一致觉悟协力”[1]。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四十军、冯钦哉率领第七军、万福麟率领第一一九师、关麟徵率领第二十五师、何遂率领第五十五军一部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开赴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商讨对付同盟军的办法。会议决定增派部队,又命令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十六个整师,共十五万余人,形成大军压境之势。
此时,日本与南京政府暗相呼应,也乘机向冯玉祥和同盟军施加压力,企图重占多伦、沽源等地。日本于同盟军克服多伦后,即由驻平日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于14日面见何应钦,提出口头警告,指为违反《塘沽停战协定》;同时对冯玉祥驻平代表提出严重抗议,亦指为破坏协定。22日,日机两架侦察多伦后,并沿多伦、张家口大道直飞康保,散发传单,声称同盟军如不退出多伦,日军将大举进攻,并投重弹轰炸,使成焦土[2],同时派日军两个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二万余人,向察哈尔边境移动,伺机进犯。
抗日同盟军处在国民党、日伪的环攻夹击之中,形势日趋严峻。冯玉祥一面对日本的武力讹诈和威逼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7月16日,冯玉祥在接到日本关东军军部提出取消抗日、退出多伦的“觉书”后,立即以日军退出东三省的反要求答复。翌日,日又提出如“三日不答复,即以全力取察省”。冯又复以限日本“三日内速觉悟,否则即以全力夺热河”,同时命令吉鸿昌、张凌云严加戒备。19日,复令吉鸿昌向多伦、沽源增兵防敌。接着,续调乜玉岭、姚景川、任平治三个师前往协守,严令寸土不得轻易丧失。一面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呼吁各方主持正义,阻止国民党入察各部队继续推进,并给予同盟军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3]。7月20日,国民党中委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味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4]。7月22日,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致电南京政府,指出:“外侮未已,匪乱日炽,而对察又闻有用兵之说,曷胜骇惧。敝会之愚,以为冯氏果志切抗日,则保障察境应予容纳,设或别有主张,亦当以政治手腕解决,避免武力。”[5]7月30日,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致电冯玉祥,鼓励“坚持到底,力排魔障”,表示“敝会当再通电全国,一致拥护,藉申民意”[6]。
全国既反对对察省用兵,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又公开为冯玉祥鸣不平,迫使南京政府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发出俭电,以最后通牒方式向冯提出解决察事的四项原则:“(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寝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防边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7]冯玉祥也于7月31日发出通电,对蒋汪俭电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严厉批驳,指出:抗日“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8]。
蒋汪发出俭电的同时,还派遣蓝衣社特务潜入察省,利用同盟军成分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被暗杀,造成同盟军思想上的混乱与动摇。而且,北平军分会令平绥路局停止张家口、宣化通车,切断察省与外面的弹药、粮食运输。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日、4日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考虑到如与国民党军开战,不利于整个抗日大局,遂希望原察省宋哲元回察,以便在二十九军的掩护下,保存一部分力量,于是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8月5日,冯玉祥发表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要求政府令宋哲元回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9]。6日,宋哲元发表复职通电。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12日,宋哲元到张家口。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政府的高压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中共河北前线委员会联合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继续高举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将方、吉两部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转移到张北附近,准备会师商都,创建察绥抗日根据地。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后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方振武率部到商都时,因国民党军已先行到达,难以立足,且南下道路亦被国民党军占据,遂东开独石口,后转战于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等地。10月上旬,方、吉等部在小汤山地区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10月16日,方振武、吉鸿昌为保存抗日力量,另谋抗日出路,忍痛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离开部队。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10]。吉鸿昌乔装潜回天津,继续进行抗日活动。不久,他被南京政府逮捕、审讯,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的进攻与国民党的阻挠;而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失误,也是失败原因之一。抗日同盟军虽然失败了,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同盟军将士将近半年的英勇斗争,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残内媚外的行径,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北方各省以及全国各地的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它也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推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大举进犯。察哈尔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盟军将士的斗争业绩必将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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