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对我国领土的疯狂侵略,激起东北爱国军民的愤怒与反抗。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之日起,东北军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随着日本的侵略范围的迅速扩大,反抗的烽火也很快燃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东北军官兵为主体,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地方民团、保安队、警察、民间秘密结社、绿林武装等各阶层群众参加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抗日武装蜂拥而起,在白山黑水之间燃起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一)东北军爱国官兵奋起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队给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回击。
日本占领辽宁、吉林两省主要城市后,开始向黑龙江省进犯。在这紧急时刻,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奉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命令,统帅黑龙江部队,并代理省职务,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十六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11月4日中午,关东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江桥中国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奋起自卫,将敌击退。18时,关东军一个大队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数门火炮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关东军第十六联队几乎被全歼,骑兵第二旅团也伤亡惨重。守军终因装备低劣、兵力单薄,6日晚马占山下令将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继续阻击敌人。
从7日开始,江桥抗战进入三间房阻击战阶段。关东军一面调集在东北的日本精锐部队向前线集结,一面以强硬态度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至齐齐哈尔以北,被马占山严辞拒绝。关东军见威胁无效,遂向三间房阵地进攻。12日,关东军以七千余人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我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马占山亲到阵地指挥作战,血战至下午,敌不支,被迫退却。16日,关东军以步、骑、炮兵四千余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入混战状态。后关东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关东军以三个联队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形成包围态势。守军经过浴血苦战,终因伤亡过重,无力支持,当日下午6时,马占山令各部撤出阵地,晚间退至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二万余人退到海伦。至此,历时十六天的江桥抗战结束。
除江桥抗战外,东北军爱国官兵还在锦州、哈尔滨等地抗击日本侵略军。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熊正平),在锦州重新改编三个公安骑兵总队,1931年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三旅、常经武的步兵第二十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十二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12月22日,日军出动三个旅团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在哈尔滨,日本侵略军遭到了东北军李杜、丁超等部的抗击。日本关东军为占领东三省特区哈尔滨,命令于琛澄伪军进攻哈尔滨。1932年1月27日,于琛澄部伪军在日军飞机掩护下,向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二十四旅、丁超的第二十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展开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于琛澄伪军进犯哈尔滨失败后,1月28日,本庄繁令长谷部照俉指挥步兵第四联队、野炮兵第八联队一个大队向哈尔滨附近进犯。1月30日,东北军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击溃伪军刘宝麟旅,俘敌七百多人,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长谷部旅团军列开进双城车站,日军整队下车卸掉枪械、拢火取暖之时,设伏的第二十二旅抓住这绝好的战机,突然从三面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措手不及,乱作一团,被击毙击伤四十八人。
东北军爱国官兵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侵略的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以部分东北爱国官兵和警察为骨干,会同各地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民众,形成了遍及东北城乡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他们发表通电,痛陈“吾人泥首呼天,求生无路,惟不肯延颈就戮,始起而自卫。我中华裔胄决不甘作亡国之奴,宁可杀贼以致死,不委曲以求全”[1]。表达了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吉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等。
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规模大,斗争也相当活跃。主要有辽西的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系由原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监察长熊飞在阻敌侵锦过程中,以新编公安骑兵总队为基础组成的,初名“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名“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总指挥部设于北票。到1931年末,已有义勇军二十二路,每路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约六万余人,转战于黑山、营口、盘山、海城、台安、新民、辽中、沈阳、本溪一带,到处英勇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辽西义勇军的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惶惶不安。1932年1月3日,关东军侵占锦州后即命令:已进入辽西的第二十师团主要用于对辽西各地义勇军作战,并负责对热河及关内的警戒。关东军第二十师团命令所部混成第三十八旅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进驻锦西城“扫荡”辽西义勇军。1月9日,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队到城西一带“扫荡”,遭辽西义勇军刘纯启等部伏击,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数十名日军被击毙。日本侵略者惊呼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2]。古贺联队被歼,极大地鼓舞了辽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路义勇军士气,抗日武装斗争的规模更加扩大。到4月,经过整顿,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改为军区制,按其活动地区划分为五大军区。原辽西大部地区及沈阳一带的各路义勇军划归第一军区指挥。辽西地区因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发展快,战绩好。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四十八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关东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西义勇军兴起的同时,邓铁梅在辽南举义,创建了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勇军武装,人数较多,战斗力较强。1931年10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声的赞同和支持下,在凤城县联络近二百名抗日志士,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12月26日夜,邓铁梅率东北民众自卫军袭击凤凰城,捣毁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救出百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步枪三百二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3]。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1932年春,苗可秀作为救国会代表,与邓铁梅取得联系,并担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在邓铁梅、苗可秀的领导下,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安东、凤城、岫岩三角地区打了许多胜仗,给日本侵略军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到1932年8月队伍已发展到1.5万人。1932年冬,日伪军向邓部大规模“讨伐”,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周旋,一直坚持到1935年6月,邓、苗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南组建的另一支义勇军,是原东北军军官李纯华于1931年12月在海城县成立的辽南义勇军。1932年6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辽南义勇军改编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第二军区,委任李纯华为司令。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队伍发展到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至岫岩、凤城,西至台安、盘山,南至营口、大石桥,北至辽阳、辽中,控制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的火车、兵站、机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在辽东地区兴起的义勇军,主要有唐聚五领导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九一八”事变后,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叛变投敌,该部第一团团长唐聚五等起而抗日。1932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县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被推为总司令,下辖十九路军,计有十余万人。他们活动于通化、新宾、柳河、临江、宽甸、辑安等地区,同日伪作战数百次,威震整个辽东地区。
在辽北蒙边地区也活跃着一支由蒙汉各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武装。1931年10月,原东北军少将高文彬衔张学良之命,在通辽成立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并先后争取了蒙古族武装统领刘振玉、李胜、包善一、韩色旺参加抗日,组成辽北蒙边义勇军骑兵队,任命包善一、韩色旺为正副司令。随着辽北蒙边行署和骑兵队的成立,蒙边二十余县的蒙、汉民众武装也日趋壮大。1932年5月,救国会将辽北蒙边地区的义勇军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团”,高文彬任总指挥,下辖七个梯队,共万余人。1932年春,在开鲁县一次伏击战中,击溃一支五百余人的日伪军,击毙关东军松井大佐。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攻打通辽,7月收复康平,从此声威大振。直到12月,关东军大举来犯,才转移开鲁。后高文彬被俘,队伍逐渐溃散。
继辽宁抗日义勇军兴起后,以吉林省境内的东北军为主体组成的吉林自卫军、吉林国民救国军等抗日武装相继创建。吉林自卫军是1932年1月31日在哈尔滨成立,以依兰镇守使李杜为总司令,总兵力约1.5万余人。在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中,自卫军奋力抵抗,与优势之敌血肉相搏,阻滞关东军攻占哈尔滨。哈尔滨保卫战后,自卫军分为两路,一路由李杜、丁超、邢占清率领,仍称自卫军,退守以依兰为中心的吉东一带;一路由冯占海统率,于1932年6月改名“吉林省抗日义勇军”,推冯占海为总指挥,宫长海为副总指挥,并将所部改编为十二个旅及四个支队、三个团、一个营,共五万余人,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等地。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攻占哈市南面重镇阿城,7月占领舒兰县城,9月攻打吉林,终因守敌顽抗,无法攻入市区,后西去热河,转入开鲁,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军。
李杜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部队迎击,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伤亡惨重,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吉林自卫军撤到梨树镇后,经过整编,形成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基地,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八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自卫军。9月下旬,日伪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12月下旬,敌又增调兵力分三路向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自卫军发起总攻。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转移。1933年1月5日,敌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率部三千余人,在虎林地区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自卫军余部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区活动。
吉林省境内的抗日义勇军,除李杜、冯占海部外,还有王德林在吉东一带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原为东北军第二十七旅第六七六团第三营营长,“九一八”事变后愤于关东军入侵与熙洽、吉兴投敌,开始酝酿抗日,于1932年2月8日宣布起义,成立“吉林国民救国军”,王德林任总指挥,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将领。不到半年时间,救国军发展到数万之众,以宁安为中心,在吉东地区坚持反日斗争。11月后,屡遭打击的关东军陆续增派兵力,对救国军发动大规模“进剿”,王德林率部分队伍转入苏联境内。余部经周保中、李延禄的整顿与改编,组成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晚于辽、吉两省,但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黑龙江,首揭抗日义旗的是守卫嫩江桥的东北军官兵。1931年11月嫩江桥大战时,马占山下令黑龙江省各县编组民团,以支持长期抗日。马占山率部退守克山以后,“拜泉、青岗、绥化等十余县的民团纷起援马,其他各县亦民团纷起,胡匪亦多揭义旗,请马收编”[4]。1932年5月,黑龙江省东部地区民团、义勇军共约七万人,共推马占山为总司令。其后马占山带领义勇军继续转战黑省各地,成为黑省义勇军的主要力量。
继马占山抗日之后,黑龙江省还爆发了苏炳文率部起兵抗日。1932年10月1日,原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哈满路护路军司令、步兵第二旅旅长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兵力约1.2万余人,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引起了敌人重视。10月3日,关东军第十四师团中山支队二千余人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与敌激战亘日,敌死伤甚众,向磨姑溪退却,救国军因损伤严重退守二线朱家坎阵地。11月中旬,关东军向朱家坎阵地发起总攻,救国军寡不敌众,撤往碾子山第三道防线。11月29日,关东军分四路向救国军发动全面进攻,12月1日占领碾子山,2日进入扎兰屯。苏炳文见无力挽回败局,遂于4日率部进入苏联境内。
此外,黑龙江境内的一些“绿林好汉”,面对日本入侵,仇恨满腔,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驱使他们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如李海清,当日本入侵黑龙江省时,他正在狱中服刑,为了抗日,多次要求释放出狱。出狱后,他联络各地“绿林好汉”,招集三四千人,于1932年2月在肇州举义,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活动在哈(尔滨)长(春)路以西地带。同年3月以后,该部一度南下,15日攻克扶余,28日攻占农安,兵临长春近郊,致使伪都的日伪统治者惊恐异常。后复活动在肇州、安达、青冈等地,经常与马占山部联合抗敌。1932年4月,又被改编为马部步兵第四团和骑兵第二团,兵力达二万人以上。5月下旬,关东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从1931年10月兴起,经过1932年的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三十万人以上,到1933年初大部分失败瓦解。东北义勇军的受挫,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国民党蒋介石坚持推行不抵抗政策,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不仅不援助反而千方百计加以阻挠,使抗日义勇军孤军无援,陷入困境。其主观原因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未能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到挫折和失败,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抗战史上震撼中外的重要篇章。
(三)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奋起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进行了创建游击队的艰苦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的指示,在支持与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武装反日斗争的同时,还通过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和改造整顿义勇军武装,创建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了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南满地区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是磐石游击队,亦称南满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到磐石,帮助磐石中心县委筹建游击队。6月,磐石中心县委在原有的小规模武装“特务队”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磐石义勇军”,队长张振国,政委杨君武;全队三十余人。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将“磐石义勇军”改编为“南满游击队”,任命孟木民为总队长,王兆兰为副总队长,初向臣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后孟木民、初向臣牺牲,改由杨靖宇任政委,袁德胜为代理总队长。1933年1月至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三十余次,粉碎了敌人四次围攻,打死打伤日伪军一百三十余人,缴获许多武器弹药。游击队由建队时不足百人,扩大到二百五十余人,创建了以玻璃河套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此后,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二千余人,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东满地区在中共东满特委的领导下,1932年先后建立了延吉、汪清、安图、珲春、和龙等数支游击队。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童长荣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共二百多人,八十多支枪。面对日伪军的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九百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吉东地区武装抗日斗争开展较早,是吉林自卫军李杜和吉林救国军王德林部义勇军活动的重要地区。满洲省委和吉东地区党组织非常重视这一地区的斗争,派出大批党团员加入自卫军、救国军,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掌握和改造已有的抗日武装。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密山、饶河游击队等抗日武装。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以中共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委,下辖三个团共约九百人。1933年上半年在宁安、汪清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均获胜利,给当地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随后,救国游击军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吉东地区中共组织创建的另一支游击队是饶河游击队。1932年七八月间,饶河中心县委在饶河民众反日斗争的基础上,为创建游击队在宝清县小城子沟开办军政讲习所,以培养反日骨干。讲习所由崔石泉(崔庸健)负责,郑文任教员,宝清、饶河、抚远、虎林等县的三十名优秀青年参加学习。10月,中共党员崔石泉、金文亨、金东天、崔龙锡、许成在、朴英根等六人,以仅有的一支手枪为武器组成反日特务队。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特务队从六人发展到四十余人,1933年4月21日在大叶子沟正式成立饶河农工义勇军,由崔石泉任队长,金文亨任政委,下辖三个小队,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该队一方面配合高禹山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6月,高禹山救国军瓦解后,饶河义勇军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为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中坚力量。
在北满地区,中共北满特委在巴彦、珠河、汤原等地先后创建反日游击队。1932年春,中共党员原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发动在北平就学的东北籍同学张文藻、郑炳文、于九公、张清林等人回东北进行抗日活动。5月16日,张甲洲在巴彦县成立“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张甲洲任总指挥,王家善任副总指挥,孔庆尧任参谋长,下设两个中队,约有二百余人。中共满洲省委很重视这支抗日武装,6月末,先后派省委军委赵尚志及夏尚志等人到队进行工作。经过整顿,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及模范队。巴彦游击队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战斗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巴彦游击队失败后,赵尚志于1933年春到哈尔滨一带孙朝阳部义勇军任参谋长。当年9月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七人携枪到达珠河县六道河子。10月,中共珠河县委以他们和珠河县地方自卫队武装为基础,建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全队共十三人。游击队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使敌闻风丧胆。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400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李兆麟任政委,活动范围扩展到松花江下游,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汤原中心县委也在努力创建游击队。汤原中心县委首先在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的帮助指导下,加紧发展中共组织,培养和吸收一批先进工农分子入党。到1932年夏秋之际,已建立六个区委、两个特支,拥有党员208名,为游击队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10月,汤原县委在汤原城北半截河子村成立了一支抗日队伍,因土匪破坏而失败。接着,第二次建立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以汤原为基地,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联合汤原义勇军冯志刚部和张传福部,大破汤原城,声势越来越大,到1934年夏,队伍发展到约六百人。汤原反日游击队已经成为汤原地区各种抗日队伍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东北各地抗日游击队相继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自1933年9月至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六军,共六千多人,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阶段。在这两年半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歼灭了不少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林和北满的四十余县。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根据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发展到十一个军,共三万余人,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扩展到七十余县。东北抗日联军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到处打击敌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后来,尽管它在斗争中出现过许多波折,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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