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
日军攻陷热河后,为逼迫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达到划长城为“国界”的目的,随即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使华北局势更为严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3月3日发表宣言,严厉谴责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丧师失地,重申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表示愿意在1月17日所宣示的三个条件下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协定[1]。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动上海三十多个民众团体于3月8日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演说,谴责政府对日妥协投降,要求派全国80%以上的军队北上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武装民众,恢复民权,停止进攻苏区,号召“形成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2]。3月9日,热河省朝阳、凌南民众以联村自治委员会名义通电全国,表示“力谋自卫,誓死抗战”[3]。同时,上海商人救国协会致国民政府各委员代电,要求政府“明令对日作战”[4]。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呼声,激发了国民党军官兵的爱国热情,驻防在平津附近及滦东一带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准备以实际行动与日本侵略者一拼,雪热河速败之耻。
蒋介石面对热河防卫战的惨败和日本侵略者的肆无忌惮,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也感到如再不认真对付,“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也”[5]。3月6日,他在北上途中分电张学良、何应钦及北方将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指示“即断行反攻”,“以宋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6]。3月8日,蒋介石到达石家庄,召见何应钦,并令调驻河南洛阳第八十三师全部开赴保定,调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北上。他还先后在石家庄、保定召见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韩复榘、河北省政府于学忠,以及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等将领,商谈调兵及防务问题,并指示何应钦指挥华北军事,抗击日军的进犯。于是中日双方在长城各口及平榆大道以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战役。是役从3月5日至5月25日,进行了八十余日。全战役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月初至月底,长城东段各口的争夺战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后乘势分路南犯,以坦克、飞机、大炮开路,向长城线推进。我军在长城沿线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主要战场在几个长城关口附近展开:一、古北口内外的鏖战;二、冷口地区的拉锯战;三、喜峰口血战;四、罗文峪反击战;五、界岭口、义院口地区的战斗。我军给日军以重创,喜峰口之战尤其引人注目。
3月9日下午,第二十九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十四旅一部追击万福麟的部队,并占领了口门。第二十九军立即以第二一七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口上的战局。当日晚,第二一七团团长王长海挑选精壮战士500人,组成大刀队,利用夜幕掩护潜登日军所占山头,以大刀砍杀敌军。日军猝不及防,慌忙迎战,只见寒光闪闪,血染城头,百余敌人被砍杀毙命,五百壮士生还者仅三十余人。10日至11日,第二十九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激烈争夺。由于二十九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着一团,使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11日夜间,第二十九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二十九军赵登禹、佟泽光两旅分别出潘家口和董家口,绕攻敌侧背。夜半,敌正酣睡,两旅发动突然袭击,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在方圆20里的战场上一片杀声,敌军四处鼠窜,死伤惨重,日军阵地的火炮和辎重粮秣亦被炸毁烧尽。第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反击作战中,毙伤日军三千人左右,取得长城抗战以来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是中日交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给日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中国军队的士气和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激情。当时日本报纸发出这样的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日支、日露(俄)、日独(德)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净尽。”[7]宋哲元军长统率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威名远扬。著名的《大刀进行曲》,虽然是七七事变后写成,但却是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二十九军官兵用赤诚的爱国之心与热血,为抗日战争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经过二十余日长城各口的反击战,中国军队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不仅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与民心。这期间先后调到北平至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十倍于日军,如有正确的作战指导,坚定的抗敌信心,不仅可以夺回长城各口,而且还可以反攻热河。但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把长城抗战只不过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直到3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因而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第二阶段:3月底至5月初,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变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月2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发布命令,决定以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并作了相应的部署[8]。3月31日凌晨4时,日军一部在伪军配合下 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并于次日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在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至11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西岸。日军向纵深发展,占领建昌营和迁安,威胁滦河西岸守军阵地侧背,主力则绕到喜峰口后面,对防守喜峰口的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宋哲元部和界岭口的第五十三军之杨正治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17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引起国际纠纷,遂命令日军自4月21日逐次回长城一线。但日军一刻也没有停止军事侵略活动。在日军第六师团等部奉命撤回滦东的同时,日军第八师团却于4月20日攻占南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二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四二一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二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二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八十三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继续向四二一主阵地猛攻。第八十三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八十三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占领。
南天门之战及在此之前的古北口之战,是长城抗战中作战的时间最长、战事最剧烈的战场。参加作战的中央军徐庭瑶第十七军所属之关麟徵第二十五师、黄杰第二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的广大官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意愿,在古北口、南天门、石匣镇一线同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再次显示了中国军队的爱国热情和守土卫国、抵抗外侮的能力。
在日军第八师团进攻南天门的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要以现有的兵力竭力抵抗,不能希望增加援军。”[9]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从4月下旬开始的滦东战场上相对平静局面,维持到5月初发生了突然变化,由于板垣在华北策反失败,日军决定迅速扩大战火,以“武力迫和”。
第三阶段:从5月7日至25日,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制定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裕仁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10]。接着,日军第八师团和第六师团便再次越过长城,向关内发动大规模进攻。
西线日军第八师团一部于5月4日向石匣镇攻击。中国守军第八十三师利用既设阵地顽强抵抗,在新开岭地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5月10日,日军第八师团主力投入战斗,中国第十七军之第八十三师和第二师轮番与日军激战,敌我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战至13日,第十七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五十九军傅作义部,由昌平进到怀柔侧击敌人。5月23日拂晓战斗展开后,日军向我左右两区队主阵地猛扑,“但在我英勇战士的猛烈反击下,敌迄未得逞,我正面阵地岿然无恙”[11]。正当第五十九军战事方酣之际,突接何应钦停火命令,限该部于5月24日后撤至高丽营附近一带。傅作义拒绝向前线下撤退令,但在何应钦接连三次催促下,才不得不派参谋人员往前线各部传达撤退命令。停战协定签订前的最后一场恶战,至此结束。中国官兵不屈服于外敌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十九军阵亡367人,伤484人,也是用他们的血使敌人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击毙346人,击伤六百余人。
东线日军第六师团所属各部,于5月7日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渡过滦河,于15日占领丰润、遵化后,中国守军被迫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并推进到蓟运河一线。至23日、24日,日军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态势。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政府甘心屈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25日两军对峙在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开始停战。
综观长城抗战全局,中国军队出动35个师三十余万人参加战斗,损失6.5万人;但其中动用中央军不到十分之一。日军出动十五万余人、伪军十万人,被毙伤达四万人。从中日两军的实力对比看,中国军队并非注定失败。关东军已倾全力作战,而中央军主力并未北调抗日,而且参战官兵也曾打了不少使日军胆寒的胜仗。我国军队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国民政府的决策者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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