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毁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

张学良、杨虎城捉住蒋介石后,为贯彻落实其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兵谏宗旨,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张、杨通电全国,阐明扣蒋的原委,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1]。这八项主张的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2]。八项主张的内容,有的是必须消除的抗日道路上的障碍,有的是为实现全民抗日必须采取的措施。张、杨反复在文电和讲演中申明他们扣蒋的动机是纯洁的,绝不是为了私人目的,更不是为了金钱和地盘,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抗日救国。为达此目的,事变后他们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采取了如下一些实际步骤:
撤销指挥“剿共”内战的机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领导抗日救国的机关“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
组建参谋团,以何柱国为召集人,其成员有鲍文樾、马占山、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李兴中。这个机构由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领导,秉承张、杨旨意研究讨论军事问题。
事变当天成立了设计委员会。先后参加这个机构的有高崇民、刘澜波、申伯纯、杜斌丞、黎天才、王炳南、洪钫、王菊人、应德田、卢广绩以及南汉宸、苗剑秋等人,高崇民为召集人。设计委员会对张、杨负责,承办张、杨交办的事项,也可向张、杨提出建议。
组建抗日援绥军团。12月17日,张、杨发表通电,宣布已在西安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任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张、杨在通电中表示:“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光复失土。”^[3]
改组陕西省政府。原陕西省政府邵力子、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兼民政厅厅长;原财政厅厅长朱镜宙被免职,由续式甫接任;原警察局局长马志超被免职,任命赵寿山为局长;原教育厅厅长周学昌被免职,由李寿亭接任;原省政府秘书长耿寿白被免职,由杜斌丞接任。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的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
释放政治犯。事变后第二天,张、杨下令全部释放西安各监狱中关押的三百多名政治犯,其中多数是红军被俘人员。接管国民党的《西京日报》,改出《解放日报》,丛德滋、张兆麟先后担任总编辑。将国民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在西安储备的一千五百余万元银圆封存,暂不准挪用。
张、杨在事变后采取的最大行动是重新部署军队,准备迎击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进攻。事变前,张、杨的军队大都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剿共”前线,矛头指向红军。西安事变的爆发,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来说,立刻改变了敌我关系:昔日的对手红军成了共同抗日的友军;而蒋介石的军队则成为他们的最大威胁。经参谋团认真研究,决定占领渭南以东20里的赤水西岸高坎线、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并连接蒲城、白水地区,形成一条阻击线,重点在陇海铁路和渭河以北地区,以阻击南京讨伐军的进攻。12日夜间,张、杨下达“火速向西安集中”的万急电令,有关部队立即掉转枪口,有的将原有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阻击线的指定地点开拔。驻西安、临潼、三原各地的东北军一○五师各旅,作为中央兵团于12月13日、14日进驻赤水西岸高坎南北之线,构筑工事,防止敌军袭击;原驻庆阳、合水、张村驿一带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等部,驻西峰镇一带的骑兵军,接到命令后将防务交给红军接替,以急行军向东开进,作为左翼部队分别开往渭河以北的孝义镇、羌白镇、龙阳镇之线和蒲城、白水等地;第十七路军各警备旅作为右翼兵团,奉命开往陕南,占领崇宁镇、厚子镇、蓝田一带以东之线,阻击敌之西犯,重点配置于蓝田至商县道路方向上^[4]。
上述军政措施采取和落实的结果,把蒋介石在陕甘的统治摧毁,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抗日力量暂时掌握了陕甘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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