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在南京,最早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陇海铁路局报告:“西安方向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九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到车站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1]中午过后,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给何发来“西安发生事变”的电报。原来,12日清晨张学良曾致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令其会同在洛阳军分校学习的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赵云飞率部起事,响应西安的行动。黄接电后,非但没遵照张的电令行事,反而持电去向祝绍周告密。祝立即采取措施,令驻洛阳的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进驻潼关,抢占这个由豫入陕的咽喉要道;同时向何应钦报告:“一、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二、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三、顷处理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2]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候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丁)请钧座飞洛坐镇。”[3]何接到此电,及时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4]此后,何又接到樊崧甫等人的电报,确知西安已发生事变。当晚何与在上海的孔祥熙通电话,报告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5]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也在上海的宋美龄。
南京国民党要员听到西安事变消息,都担心和关注蒋介石的安全,急切想弄清真相,不少人打电话向何应钦探问,更有不少人如陈果夫、张群、俞飞鹏等亲自跑到何的住所,查询消息;其余如丁惟汾、居正、叶楚伧、张厉生等,约好在家中等候何的电话[6]。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当天传到南京后,一些人不相信张、杨“保蒋安全”的承诺。一时京城内外有关蒋介石死活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
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什么对策,应如何营救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出现两种主张。12日晚10时,一些国民党政要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就出现了和与战的分歧。据冯玉祥当天的日记记载: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主张“安全介石为主”;而朱培德、何应钦、叶楚伧、戴季陶则“主打”[7]。当日午夜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上两派的分野更为鲜明,分歧更加尖锐。
12月12日24时,由丁惟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的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等,共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宣读张、杨的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借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纪纲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另一种意见,对于上面的“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之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8]简言之,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不顾蒋的死活,立即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等主和派则主张为保蒋安全,对西安不宜使用武力,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种主张针锋相对,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票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9]在戴季陶等人鼓噪下,主战派的意见在会上一度站了上峰,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10]。
三、调整军事指挥机关。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11]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能到职视事,理应由当时在京的副委员长冯玉祥代行其职务。但因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和冲突,那些蒋的亲信和嫡系绝不肯把军事大权交给他。12日晚在何应钦家中酝酿此事时,戴季陶就明确提出“军队归何应钦管”[12]。尽管冯玉祥当即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对排挤冯玉祥掌握军权事,陈立夫后来也说:“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才“组织一个委员会”,委任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13]。
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得到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力行社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学良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他不经军事指挥机关批准,便以力行社长名义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调兵遣将:一封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向他通报“领袖蒙难”,“希望他率部立即开往西安西南的咸阳,与第十三师万耀煌师长联系,围攻西安;第二个电报是打给驻潼关与洛阳之间的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原因,要他的部队迅即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围攻西安”[14]。王、董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均是力行社成员。
邓文仪于事变当晚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戴笠、郑介民相继报告所知的西安情况”,与会者围绕“(一)如何营救领袖,(二)如何稳定局面防止叛乱扩大,(三)如何敉平叛乱”展开讨论,“桂永清与潘佑强对军事应变部署,发表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迫使其觉悟,维护蒋公安全,并早日使蒋公安返南京。讨论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15]。会议做出五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16],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力行社成员桂永清统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完全是德式武器装备,辖三个团,共1.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甲等师的兵力。桂当时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直接向何应钦请缨,13日于浦口集结部队,乘火车赶往陕西,16日过潼关,17日到华县,后被何的“讨逆”总部编为第三纵队,作为主力担任沿陇海路向西进攻的任务。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所部第三十六师当时驻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西安事变爆发后,也奉何应钦命西调。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党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17]。在事变爆发后的几天内,力行社派出数十名骨干分子到各地去“督导工作,指导行动”[18]。力行社认为,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有可能响应张、杨的行动。这些人如欲夺取南京,武汉是必经之地。因此,力行社为维护南京政权,十分注意它的屏障——武汉的安全。12月13日晨,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部署和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消息并掌握军事大权后,立即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开封绥靖主任刘峙,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潼关。集结在潼关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除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外,又增加了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其任务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进攻西安。与此同时,何应钦还命令原在甘宁前线“剿共”的部队从西线威胁张、杨。他命令刚刚到达武功一带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向西安方面警戒;命令在天水一带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令驻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一带集结。这样就从东西两翼形成了对西安夹击的态势。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12日,孔在上海除收到何的电报电话外,还收到张学良给他私人的“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19]。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又考虑到蒋的安全现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此时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20]。因此他给张复电时没有严厉谴责张的行动,只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孔愿充当调人,向张表示“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21]。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有关蒋生死的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22]。她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急欲弄清蒋介石生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人选——端纳。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的了解,他不相信张会杀害蒋。他欣然接受宋的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12日夜间,端纳随孔、宋离沪赴京。同行者还有同蒋、宋关系极为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的翻译。
13日晨,孔祥熙、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应钦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通报昨日午夜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的情况和做出的决定。宋美龄到京后深感“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为营救蒋介石,她“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23]。宋美龄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向何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24]。宋提出派人去西安了解蒋的情况,何表示反对,并说:“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在场的端纳对何说:“你说他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25]宋、孔不顾何的反对,毅然派端纳于13日中午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开着的”[26]。
14日上午,孔祥熙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采取和平方法“救蒋”出险。出席会议的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以及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和平救蒋;何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开反对;戴季陶两天前坚决主战,如今也同意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长,集政治、经济、外交大权于一身,这对执行和平方针极为有利。孔返南京后,决定采取“智取之法”救蒋,即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27]地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既认为张、杨的“背景与助力”内为不尽悦服蒋之疆吏与将军,外为苏联,孔祥熙便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那些与蒋矛盾较深、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开展对苏交涉,以期从内外两方面孤立张、杨。孔回到南京,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妥协对外政策的揭露和抨击,竭力替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诚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他呼吁国人“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当亦必能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28]。同一天,孔还给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可能响应张、杨行动的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29];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青岛的沈鸿烈和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单独发了电,有的还派专人前去笼络。当时京沪和日本一些报纸都认为苏联是张学良此举的后台。13日下午,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要求苏方对张学良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孔并威胁说,这样“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30]。孔祥熙还电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联当局交涉,以促使蒋介石早日获释。
孔祥熙还施展收买策略,分化张、杨内部。他们收买的第一个对象是冯钦哉。冯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驻防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张、杨捉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以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召集部下开会,决定“拒受乱命”,“固守原防”。他派人与樊崧甫接洽,表达了叛杨附蒋的意愿。孔祥熙从樊崧甫电报中得知此事后,便以桑梓情谊对冯进行笼络。他还派与冯有旧的张天枢密赴大荔,对冯策反。当冯明确表示站到南京方面后,何应钦征得孔祥熙同意,立即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委托去潼关“宣慰”的于右任带去巨款,资助冯部,并答应此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拨发。孔还通过冯钦哉向杨虎城策反,企图使杨叛张释蒋,但这一图谋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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