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公开支持张、杨的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支持张、杨扣蒋,呼吁张、杨早日释蒋,也不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而是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及其自身利益的不一致。
长期与蒋有矛盾,并多次发动反蒋战争的桂系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义举。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正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白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1]李、白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明确表示:“张学良主张联俄抗日,我们是很赞同的”;对“抗日必须容共这一点”,“有从详考虑的必要”,并一再申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在“外侮急迫”的时刻,“绝不容国内再有内战的发生”,提出“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2]。在举国一片谴责张、杨“叛逆”声浪中,李、白也认为张、杨扣蒋是一种“轨外行动”,并且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起情感”引起的[3]。实际上这是为张、杨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李济深在12月18日发表的通电中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逼出来的,因蒋对张的“屡陈不纳”,张才“迫以兵谏”的,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通电指出:“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说:“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4]
担任四川省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由于手握几十万川军及其所控制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成为南京和西安间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前,蒋介石以追剿长征红军为借口,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由此激化。蒋在西安被扣后,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事变后,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就将其所部将领召至成都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包围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迫使蒋系势力出川;有人主张暂与南京虚与委蛇,派人去安慰蒋系人员,视事态发展再作定夺。刘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派邓汉祥去安慰在川的蒋系人员,并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遵照南京旨意,促使张、杨早日释蒋。刘湘对张、杨则表示同情。张、杨的代表宋醒凝到成都时,他“极为兴奋”,对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做后盾”[5]。不久张释蒋返宁,刘自知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已成泡影,便大骂张学良不止。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他俩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南京向西安动武。12月23日宋、韩联合发表通电,针对南京16日发出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6]。南京当局认为,在蒋被扣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使混乱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7],便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宋、韩收回上述通电。针对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普遍反对讨伐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解释说:“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之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断张、杨与共党之联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变之和平妥善解决也。”[8]24日孔祥熙亲自致电宋、韩,解释说:如今召集在职、在野人员会议,“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9]
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是张学良寄予厚望、也最使他失望的地方实力派。事变前几个月,他和张学良在洛阳曾一起向蒋诤谏,请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张、阎曾有待机对蒋采取行动的口头默契。因此,张发动“兵谏”时估计会得到阎的同情与支持。捉蒋后,张、杨几次电阎,向他通报情况,期望得到他的支持。阎锡山估计张、杨的行动未必能获得胜利,于是自食其言,攻击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向张、杨提出“何以善其后”?“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10]张、杨据理批驳阎的无端指责,并派代表李金洲飞往太原,当面向他通报事变的有关情况。阎表示可派代表去西安,但先决条件是这些代表到陕后必须能单独与蒋会面和谈话。阎又受孔祥熙等人委托,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于西安方面抵制,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社会上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因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也不一致。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称赞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民众团体联合发出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指出张、杨是在对蒋多次诤谏,期望蒋“翻然觉悟,即日移师向敌”,而蒋“忠言不纳,责斥备至”的情况下,才毅然“实行兵谏,请蒋氏暂留西安,待其反省”的。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11]。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三千万东北同胞“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12]。北平学联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13]。
有的救国团体对张、杨的救国主张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的主张予以肯定,但认为“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紧急宣言”要求南京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14]。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的当天,全救会又致电南京政府吁请避免内战,指出:“兹当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以消耗国力,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敌,而对陕事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多方努力,得以精诚团给【结】,共赴国难。”[15]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也是张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当张到西北进攻红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心情苦闷,对前途感到渺茫时,他曾劝张放弃内战,走联共、联杨、抗日的道路,就是他也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他致电冯玉祥、孔祥熙,望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16]。杜重远在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信中说:“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并提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17]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传媒和知识分子,西安事变后掀起了一股拥蒋潮流和攻击张、杨的恶浪。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国的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感到震惊,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说什么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感到奇怪。他在文章中竭力为蒋的误国政策辩解,攻击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胡适支持南京对西安下达的“讨伐令”,鼓动南京“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诚)诸先生的目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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