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态度的改变
如前所述,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曾同意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的要求,并保证回京后即下令办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内战停止,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积极进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形势较前有了明显的变化。五六月间,蒋介石准备邀集一些社会名流在庐山开会,共商抗敌御侮,复兴民族的大计。“七君子”都是著名的学者,又是抗日救国的领袖人物,也在网罗之列。6月初,蒋介石嘱咐叶楚伧早些结束“七君子”案。叶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高等法院对他们审讯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会议。”蒋介石听后,皱皱眉头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吧!”叶楚伧诡称:钧座放心,沈钧儒等人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1]当时有记者报道说:“‘准予保释’的风传,记者在上海早听见过了。据说,蒋委员长在庐山时,曾致电中央,请释七人,送他们到庐山去谈话,不想中央党部方面有人主张一定要他们写悔过书,他们那里肯写。”[2]
上述蒋介石和叶楚伧的对话情况,是胡子婴6月6日从《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那里探悉的。张季鸾虽然不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什么官职,但其人足智多谋,一向颇受蒋介石的器重,遇有什么重大问题,往往征询他的意见。张季鸾刚从庐山回上海,他在那里会见了蒋介石和叶楚伧,因而得知这一情况。胡子婴认为,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叶楚伧等人之间,对“七君子”案的处理有不同意见,叶等千方百计坚持诱降,并非出自蒋介石的主张,这点十分重要。第二天即6月7日,胡子婴便赶往苏州,向沈钧儒等汇报了这一新情况。沈钧儒等听后,经过反复研究,觉得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击破诱降的阴谋,争取案件早日结束。沈钧儒同张季鸾比较熟识,于是由他写了一封信,请张再一次上庐山,向蒋介石面陈他们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胡子婴持信赶回上海,再一次去见张季鸾,转达沈钧儒等人的意见,并说明沈等的决心,如果解送反省院,他们将采取绝食手段,斗争到底,虽死不惜。张季鸾因刚从庐山回来,他不愿在蒋介石眼里成为“七君子”的说客,表示不愿意再度上山。胡子婴知道张季鸾是十分维护蒋介石的,就因势利导向张指陈利害说:“七君子”一案已经引起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在这方面,蒋委员长的信誉不免受损。他们如果因被强制送反省院而绝食致死,那对委员长威信必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几句话对张季鸾有所触动,他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说:“庐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老托我,我就给蒋公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当面把信写好,信不长,大意是:钧座毅然决然地要实行抗战,就要动员全国民众,共同对敌。但是现在主张抗敌的最大群众组织救国会七位领导人,却还关在监牢里,这是与人民对立,于抗敌不利。现在他们七人坚决反对进反省院,甚至准备采取绝食的手段,如果万一发生不幸,则各方面的反应将对国家,对委员长均有不良影响,请钧座三思[3]。
6月12日,就在沈钧儒等递交声请回避状的这一天,钱新之去南京看望蒋介石的亲信秘书陈布雷。正好蒋从庐山打电话给陈,询问“七君子”案件有什么问题没有,并嘱咐他在顺利结案之后,将他们如期送往庐山。当日下午,苏州审讯发生声请回避的波折,一时不能审结送反省院的讯息传送到了陈布雷那里。就在此时,蒋介石又去电话告诉陈布雷,说张季鸾有信给他,沈钧儒等反对进反省院,不惜用绝食来进行抗拒,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很不放心。陈布雷无法再隐瞒真相,就将沈等声请回避的事报告了蒋介石。蒋听后发怒,训斥了陈一顿。陈布雷遭申斥之后,立即亲自到钱新之寓所,央他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杜月笙,请他邀张季鸾与钱新之于第二天同去苏州探望“七君子”,劝告他们稍安毋躁,还说委员长也是要抗日的,彼此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正在想妥善办法,了结他们的案子,企图借此稳住沈钧儒他们,不要再生意外枝节。钱答应照办。
6月13日下午,钱新之、杜月笙即偕同张季鸾、黄炎培以及沈钧儒的辩护律师秦联奎到苏州去探视沈等七人,并转述蒋介石对他们关怀宽大之意[4]。沈钧儒等七人当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钱新之代转,信中说:“钧儒等前年在华北垂危之际发起救亡运动,为全国团结御侮之呼吁,其动机纯在发动人民之力量,为中央制止分离运动之后盾,使国家增强统一抗敌之基础,其决无反对政府之用心,可质天日,所发表文件,足资证明。……钧儒等在羁押中,对个人利害,非所计及,其所忧惶系念者,则为救亡运动之前途。如能在政府抗敌御侮之国策下,努力工作,关于此问题,深愿得间面谒钧座,倾怀陈述,冀获钧座剀切之指示,以求得合理之解决,则对国家对社会始均可告无罪,而无负于钧座之厚望焉。”[5]
14日,蒋介石密电叶楚伧:“如沈钧儒等来山时,请代邀杜月笙、钱新之两君同来牯岭晤谈为盼。”[6]17日,沈钧儒等在致杜月笙、钱新之信说:“如蒙准予保释,趋赴庐山,必可剖陈一切,获得合理之根本解决。对于经过反省院一点,钧等认为于国家前途无益,于个人人格有损,万难接受,不得不誓死力争,惟有尽其在我,依法应诉而已。”[7]
沈钧儒等于6月22日写了《第二次答辩状》,指出:“缘救国会发起于二十四年终华北问题极端严重,分离运动迫于眉睫之际,故当时中心主张即为制止分离运动,统一民族阵线,而以抗日为最高之目标,其‘促成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之呼号,即根据此种要求而来,其意在集中抗日力量于中央领导之下,而绝无改组政府之企图,实彰彰明甚。即以常识判断,被告等为主张息争御侮之人,亦安忍倡改组政府之说,以增重内争,消耗国力,而自陷于矛盾乎?其次,若‘停止内战’及‘全国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等主张,其意义亦均在保存抗日力量,而使之集中于政府领导之下。千言万语,殆无不以抗日为依归。……”答辩状说:“目下华北危机,依然迫急,敌伪伺隙思逞,不减当年。被告等身处囹圄,忧惶万状,为国自效,固尝寤寐以求之。为此理合补具意见,请钧院盱衡时局,宣告被告等无罪,为政府国策作进一步之阐明,为民族增一重之团结,国家前途,实利赖之。”[8]
第二天,即23日,沈钧儒等再次致书蒋介石,并寄去《第二次答辩状》副文一纸,信中表示:“嗣后如获在钧座领导之下,竭其驽骀,为国效力,不胜大愿。一俟由杜、钱两先生保出,即当随同杜、钱两先生赴庐聆训。”[9]
6月22日,叶楚伧在致杜月笙、钱新之密电中说:“沈事势非先将悔过书内容决定,未便赴庐,务乞立即转知具悔过书。如能接受,并草送文稿,弟廿四晨到沪,可再作内容文字之研究。”[10]杜月笙、钱新之22日将蒋介石致叶楚伧和叶致杜、钱两密电携至苏州给“七君子”看时,李公朴在日记中写道:“关于悔过书一点,在最早的时候,就有人暗示过,我们曾坚决的明白说,这是不可能的。后来闻杜先生亦表示反对,并向叶说明一切,叶亦认为不必再提。此次观叶电,竟仍谓须悔过,真不知是何用意。到庐山是蒋先生要我们去,非我们求去,今以具悔过书为我们赴庐的条件,是直等于不要我们赴庐耳。……吾人是决不会签署任何有失立场,有丧人格之文件耳。”[11]邹韬奋也说:“誓死保全人格,是要替中华民族人格稍留余地;誓死力争救国无罪,是要替救亡运动前途稍留生机。”[12]7月16日,沈钧儒在其致儿子沈谅的一封信中,道及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在“七君子”案件上的矛盾和分歧时说:“传蒋意欲我等往庐山面谈,而中央及地方党部似不愿我等与蒋直接解决;种种破坏,于是要判我等罪,要我等写悔过书,要于判罪后送反省院,要于赴庐山时对外宣布是将我等改押反省院。因此,我们设法拒绝一切,只好庐山也不去。在法院方面尽量用法律手续来对付。……无论如何,救国无罪是非力争不可。”[13]
从上年“七君子”事件发生时,蒋介石主张严厉镇压,到这年5、6月转而采取宽大怀柔政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的变化,即从“攘外必先安内”转向对外共同抗敌御侮。这对“七君子”的出狱起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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