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抗战
卢沟桥事变是中日两国外交交涉从破裂走向冲突的一个重要标志。当日军在华北点燃全面侵华的战火时,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认识到,国家与民族的“最后关头”已经来到了,于是决心走上自卫抗战的道路。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抗战序幕。
早在1935年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一面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也开始全面规划国防建设,以准备对日抗战。西安事变以后,参谋本部在《民国二十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中,把准备对日作战作为国防军事的基本方向。该计划对中日军事形势作出评估之后,认为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已为时不远,如日军在华北和东部沿海要地再进犯一步,便为“以局部的战斗以揭开其序幕”。并指出,日军“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1]。基于上述判断,该计划对未来对日作战之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了基本的规定。其中虽有不少不切实际之处,但已正确提出了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消耗战”的方针。因此,这仍是一份准备实行全国抗战的重要军事战略方案。
在确立对日抗战战略的同时,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也有明显进展。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南京政府虽多次制订过国防建设计划,但因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制约,大多为纸上谈兵,并无实际效果。1936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较大改变。在武装力量、国防工程和军事后勤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对日抗战,作了军事上与物质上的准备。国防准备的中心是军队建设。经过数年整编,至抗战爆发,陆军已整理和未整理的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及42个独立旅,骑兵10个师及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及20个独立团,共约170万人[2]。国防工程建设,也建立了以保护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防卫体系,并在华北和东南沿海等地设置了若干防御工事。尽管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准备很不充分,很不完备,而且为时过迟,但应当肯定,这些准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就1937年初华北的形势看,仍呈现十分复杂的态势。自日本在华北策动“自治”后,当地的中央军和东北军都被迫撤走,平津两市及冀、察两省等广阔地域,只剩第二十九军担任守备任务。该军共辖步兵四个师,骑兵一个师,另有一个特务旅与两个保安旅,总兵力约十万,但武器装备比较落后。该部第三十七师驻北平和保定地区;第三十八师驻天津及廊坊等地区。由于军长宋哲元“一贯抱着与日本人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幻想”,第二十九军在军事上始终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3]。而常驻华北的日本中国派遣军自1936年进行扩充之后,实力增强数倍,司令部直辖的第四混成旅团,拥有精良的装备,还配备重炮、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而且经过较长时间的实战演习,备战已很充分。
应当指出,对于冀察地区严重的形势,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抵御日军武装进犯的决心是坚定的。该军官兵曾在长城抗战中痛击日军,而被人民誉为抗战之民族英雄,调防平津地区之后,看到日军的嚣张气焰,早已怒火满腔,抗日卫国的士气颇为高涨。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主持第二十九军日常事务的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命令前线官兵坚决抵抗,不能放弃一寸国土,“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4]。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北平各界组织抗敌后援会,发动民众支援第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这就更坚定了卢沟桥驻军至死不退的抗战决心。战斗开始不久,平汉线的铁路桥及附近的龙王庙等处一度被日军攻占,但当天下午,驻守该地的一一○旅立即组织力量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复将铁路桥等处夺回。此后,双方在卢沟桥附近反复展开争夺战。
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出乎日军的意料,使其一举占领宛平城的计划落空,于是他们又改变策略,称失踪的士兵已经找到,向中方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8日深夜,双方商定停战办法三项: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至丰台,中国驻军撤到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限三百以内[5]。中国驻军开始按照上述办法撤退军队,但日军却反于9日清晨乘机向城内连续发炮轰击。其后,在双方交涉中,日军又多次挑衅,使事态不能平静下来。在与中方交涉的同时,日本不断调动军队前往中国增援,其国内之第五、第十、第十二等师团先后开往华北,驻朝之第二十工兵联队、第二十六炮兵联队及第二十七骑兵联队分批向天津出动。日本朝鲜军、关东军也不断向华北一带输送集结[6]。
南京国民政府密切注视着华北局势的变化。蒋介石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电令何应钦返回南京,主持筹划抗战的各项事宜,并电告冀察当局固守宛平城。另外,还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7月8日下午,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口头提出严重抗议;翌日,外交部次长陈介向日使馆日高参事重申抗议;7月10日,又提出书面抗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从7月11日开始,每日晚上召集军政部、参谋本部、海军部、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总监部、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等军政机关首长参加的高层会议,全面部署与指挥抗战事宜。国民政府对日本进攻的基本态度,是蒋介石提出的“不挑战,必抗战”。“不挑战”,即维持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不做主动攻击;“必抗战”,即在日本破坏这个界限而进攻的情况下,决然起而抗战。对于冀察方面,认为可以通过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之准备,卢沟桥与宛平城不可放弃。由此可见,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处理的方针是明确的。
然而,直接与华北日军交涉的宋哲元与冀察当局对事变处理的态度比较软弱。他们虽对日军的进攻感到愤慨,但又怕战争扩大会损失兵力与失去地盘,因而力图缩小事态,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宋哲元的部下也“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7],因而感到十分不安。7月10日,秦德纯向南京发出密电:称“此间形势已趋和缓,倘中央大战准备尚未完成,或恐影响,反致扩大,可否转请暂令准备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结待命。”[8]为稳定第二十九军的情绪,蒋介石指示侍从室发出如下复电:“如情况和缓,可饬令停止也。”[9]此时日军正调兵遣将,而大部队尚未到达。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等主张乘此有利时机,向丰台之敌发起反击,但受到军部“只准抵抗,不准出击”命令的阻止[10]。失去这一战机之后,第二十九军遂逐步陷于被动的地位。
宋哲元于7月11日由山东返抵天津,他同意中、日双方达成的新方案——《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次日,他又发表谈话称:“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属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显示了其认为事件已告解决的乐观情绪[11]。同日,何应钦密电宋哲元,以天津万分危险为由劝其移驻保定坐镇主持,被宋婉拒[12]。正当宋哲元幻想以某些让步换取和平之时,日本内阁已正式决定向华北派兵。蒋介石接获情报,深知华北事态严重,“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战事)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13]。7月1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14]。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于7月12日到达天津后[15],立即对“必要时一举歼灭二十九军”这一目标做出战略部署。同时,把对中国方面的要求增加到七项之多,其中包括“撤销排日性的中央驻冀察之各机关”;“取缔学校的排日教育”;“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队负责,城内不得驻扎军队”[16]。宋哲元对此要求,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指派张自忠等人与日方商谈。7月16日,张自忠等与日本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达成以下谅解:一、谢罪办法由副军长往访日军司令部,宋哲元往日军司令部邸向香月致意;二、处罚责任者中方要求改为免职或减俸,日方对此保留答复;三、中方同意撤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但需时一个月,并且仅仅是保安队不行,要求以三十八师接替;四、取缔排日,特别是排日要人,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17]。可见,在11日的《现地协定》已经无法遏止日方扩大事态、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冀察当局还是企图通过新的让步来避免整个局势的恶化。日本从朝鲜和伪满地区调派的援军预定于20日到达平津地区,所以日方于17日向宋哲元发出通知,限19日以前做出承诺。
南京方面知悉冀察当局与日方的谈判情形,对于华北事态的发展,越来越感到担心。鉴于第二十九军已处于危险境地,军事当局紧急筹商对“日军奇袭时之应付计划”[18]。蒋介石、何应钦等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其表明中央的态度,并以此前“一二八”事变为鉴,提请宋哲元等提防日军的缓兵之计,并要求冀察当局一面不放弃和平,同时也应做好军事上的准备[19]。7月16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秦德纯,提醒注意日本方面的“真意”所在,即“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调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项”[20]。7月17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也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等,指出日人所谓谈判和平,不过希图缓兵之诡计,应“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奇袭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电文提醒宋哲元等人严重注意日本正从国内及朝鲜动员与出动大批军队来华,日军兵力调集后,必将攻占北平,先消灭第二十九军。电文还尖锐指出,宋、张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困境”。因此要求第二十九军“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个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21]。
但宋哲元仍对和谈存有幻想,7月18日下午,宋哲元竟然借参加田代皖一郎丧礼之机,与香月清司会面,双方“彼此希望早日恢复本月八日以前状态”[22]。7月19日夜,第二十九军代表张自忠、张允荣又就落实7月11日《协定》中关于取缔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团体的条款,向日方作出了更具体的书面承诺,并且答应自北平城内主动撤出第三十七师[23]。次日晨,宋哲元发出了要求第三十七师自北平西撤的命令。下午,宋哲元还与日方商议了第三十七师西撤和接替部队问题。21日,第二十九军所部依约自北平市开始撤出,卢沟桥附近的部队也开始撤退。然而,得寸进尺的日军并未以宋哲元的退让为满足,20日下午和晚上,卢沟桥地区日军开始采取“自由行动”,以大炮猛轰中国军队阵地,并给宛平县城造成相当的损害[24]。尽管中方多次提出交涉,至23日,占据卢沟桥、宛平城东以及附近的日军依然拒绝按照最初的协定撤退。而从当时整个日军的部署来看,自围绕卢沟桥事变进行现地交涉以来,在华北地区除了原有的驻屯军之外,又集中了关东军、朝鲜军;为了出兵中国,日本国内已经动员和出动的部队,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四、第十六等五个师团,以及朝鲜之第二十师团。这些部队连同大量械弹辎重,分从海路、陆路向平津地区集结[25]。
至此,宋哲元对日本的欺诈手段有所觉悟。通过蒋介石、何应钦及专程北上的军政部次长熊斌等人一再解释与劝告,他对南京中央政府的戒心也逐渐消除。平津地区及全国民众强大的抗日呼声,以及第二十九军官兵高涨的抗日情绪,有力地把宋哲元推向抗战的前沿。此后他不再与日军进行谋求妥协的谈判,而把注意力转向抵抗日军侵略的军事部署。
在第二十九军仓促备战时,增援的日军已在平津地区部署完毕,遂进一步向冀察当局增加压力。7月24日,根据日本驻屯军司令的命令,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向天津市长张自忠提出如下四项要求:一、北平市内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10日内全部向南方转移。二、门头沟的第二十九军亦必须迅速向南方转移。三、驻西苑的第三十七师必须在最近转移。四、代替第三十七师而进入北平市内的赵登禹师限两团。驻屯军司令部的意向是,如宋哲元不答应上述要求,或虽答应但不积极实施时,将迫使其实行[26]。至7月25日,日军第五、第十、第二十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之一部,及航空兵团,均已次第到达华北战场[27]。日本援军与华北驻屯军会合,使北平近郊及天津等地之兵力,达到十万人以上[28]。日军迅速完成了对平、津的包围,准备发起全面进攻平、津的作战。而当时中国方面驻北平及冀北、察哈尔之部队,仅有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下辖四个步兵师(每师四旅),一个骑兵师,及两个独立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兵力总计约十万人[29]。
廊坊是平、津两市之间的一个市镇,由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部驻守。7月25日下午,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十一中队及部分通信兵,藉口修理军用电话线,从天津乘装甲列车开抵廊坊,占领火车站。中国军队通知对方退出,遭日方拒绝。双方僵持至深夜12时,日军突然向中国军队开火,引发起一场激战。26日拂晓,日方派出战机14架,对中方阵地实施首次轰炸[30]。26日晨,日本从天津调集第七十七联队主力,并装甲车数辆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被迫向黄村后撤。当天中午,廊坊陷落。日军还占领了天津至廊坊间杨村、北仓等车站,平津间交通被日军切断。
对于日益恶化的华北局势,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廊坊事件发生后,宋哲元方才认识到,“似此情形,敌有预定计划,大战势不可免”。他于26日向南京发出求救急电:“天津方面兵力单薄,危险万分。拟请速饬庞军集结沧县,以作总援。查日方此次发动,纯对冀察,乃职部防务辽远,战端一启,处处堪虑。即祈速示机宜,以备遵循为祷。”[31]这也是宋哲元与冀察当局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真正抛却幻想,开始进行抗战准备的转折点。
蒋介石在收到宋哲元这份报告的当天日记中写到:“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想矣。”[32]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国民政府军事指导当局于7月26日当晚拟订出如下作战指导方针:“将沧保线部队推进至永定河岸,以便增援北平,而将主力之集中推进于沧保线。”[33]据此,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如下电令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1.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2.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3.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4.决心大战,照中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34]。同时又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所部第二十七、三十一两个师,向永定河地区前进,并归宋哲元指挥;在保定等地的原防地由第五十三军接替。令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率部在沧县、献县一带星夜构筑工事,先求该防线之巩固,待后续部队集中后,再考虑向静海一带推进。次日,又向宋哲元发出指示:“此时应敌,先要巩固现有阵地,然后方易出奇制胜,所谓先求稳定,次求变化,望兄记之”[35]。
另外,日军为增强北平市内驻军,以强迫第三十七师撤退,7月26日下午,驻丰台日军约500名,分乘30余辆卡车,冒充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使馆卫队,强冲广安门入城,与中国守军发生激烈冲突[36]。27日清晨,日军又先后向通县、团城的中国驻军发起攻击。于是,平津地区战火四起,这预示着日军即将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为寻找攻击的借口,在广安门事件发生的当晚,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二十九军在28日正午以前,将三十七师撤退至永定河以西,并陆续退到保定以南,在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该师部队,在27日正午以前撤退至长辛店,“如不实行,则认为贵军不具诚意,而不得不采取独自之行动”[37]。宋哲元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并于27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方“似此日日增兵,处处挑衅,我军为自卫守土计,除尽力防卫听候中央解决外,谨将经过事实掬诚奉闻。国家存亡,千钧一发”[38]。这表明,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之下,以宋哲元为代表的华北军政当局终于意识到退无可退,走上了守土抗战的道路。
而26日东京日本军部接到关于廊坊冲突的报告后,即授权在华北的驻屯军“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39]。于是,27日临晨日本驻屯军下令对北平城内的二十九军不分所属,一律剿灭[40]。在日本国内,则迅速作出了对华增兵和动员的决定。27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会商决定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并对第二十师团和其他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随即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批准陆军实行动员,并且很快得到日本贵族院与众议院的支持。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向中国驻屯军下达正式作战任务:除现在任务外,应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安定平津地区各重要地方;下令第五、第六、第十师团派赴中国华北作战[41]。这样,经过短短的20余天,日本方面已经把卢沟桥事变从一个局部的军事冲突,蓄意扩大到全面的侵略战争。
由于卢沟桥事变以来一直对和平谈判抱有幻想,第二十九军未采取有效防卫措施,使自己在军事上陷于被动地位,以至战争一爆发即遭受严重损失。7月27日凌晨3时,日军开始围攻通县以西之宝珠寺,并将中方第二十九军傅鸿恩营包围。双方激战至23时许,傅鸿恩率部突围退守南苑,转移途中,遭敌机跟踪炸射,伤亡重大。8时,北平以北高丽营、昌平一带日军亦向南进犯汤山、沙河中方冀北保安队阵地,但未得逞。下午3时,日军在飞机轰炸的配合下,向北平以南15公里之团河发起攻击[42]。鉴于北平周围地区情势危机,宋哲元电请中央速派大军及飞机北进增援[43]。
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各部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二十九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拂晓,日军突袭中方驻宛平城、衙门口、八宝山之第三十七师阵地。日军第二十师团进攻南苑,遭到第三十八师和第一三二师的抵抗,激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官兵数千人战死[44]。当日,日军攻占了南苑和北平以北20公里处的沙河镇[45]。
在各路日军疯狂进攻面前,中国军队奋勇抵抗,甚至数度出击,狠狠打击了日军的气焰。第三十八师刘振三旅,在第五十三军之一旅的协同下,于当日克复丰台车站。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旅主力,经过与日军奋战,规复廊坊。在日军猛攻南苑之时,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在宛平一带发起反击,将卢沟桥附近的日军赶出了阵地,三十八师之一部还包围了丰台日军。这些局部胜利虽不能挽回全局的失败,但也给第二十九军主力的安全撤退,造成有利的条件。
宋哲元本“决心固守北平”,蒋介石也曾致电宋,请其与孙连仲“切商办法”,以便随时获得增援[46]。7月27日,宋哲元以北平方面情况日趋严重,电令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向长辛店、良乡一带挺进。孙连仲遂命所部第二十七师于28日夜由铁路输送至长辛店,第三十一师及炮兵第七团,则于29日夜随后跟进[47]。由于28日战局陡变,守卫南苑、北苑的中国驻军伤亡惨重,宋哲元认为“殊难有胜算把握”[48]。当天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城内召集北平市长秦德纯、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等军政首脑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让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长,留守北平维持局面,第二十九军主力则在宋哲元、秦德纯率领下向保定撤退。当天深夜,第二十九军官兵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离开古城北平。第二十九军主力转移后,永定河以北仅存北平孤城。7月30日,控制北平的日本侵略军拉拢一小撮汉奸,开始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
天津是华北日军攻击的另一个主要目标。这里是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驻有一定数量的陆军及华北空军的主力。早自7月20日起,日军就开始在塘沽构筑军用码头,并占用各大建筑物为其兵站仓库。日军登岸不久的海军陆战队,与中方塘沽驻军形成对峙之势。此外,大沽口外泊有日舰3艘,天津南郊之海光寺驻有日军千余人,东郊的东局子机场也经常停机百架左右[49]。中国驻守天津的是张自忠率领的三十八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该部官兵抗战热情高涨,但高层领导态度暧昧,以致没有进行有效的抗战部署。7月29日拂晓,停泊在大沽口外的日本军舰向中方阵地发起攻击,中方守军沉着应战。至午后,日本海军陆战队数百人在战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在大沽口强行登陆。凌晨2时起,日军强占天津四区警察局,并向中方保安队驻地进袭。是时张自忠已离津赴平,由副师长李文田代理职务。李文田率部协同天津市保安队与日军激战,击退所有天津东西两车站、特别四区之日军。黄维纲旅则据守大沽口,奋勇杀敌,并于15时袭占东局子日军机场,烧毁敌机60余架[50]。16时,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电令中国军队停战,并向马厂、杨柳青撤退。30日午后,日军占领天津市区,此后三日,日军到处焚掠,并继续攻击,天津市区一片火海,景象惨不忍睹。8月1日,天津也出现了日军拼凑的治安维持会。
平津抗战过程中,第二十九军将士壮烈殉国者,自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以下,约达5000余人[51]。平、津两市被日军侵占后,留守北平的张自忠及部分军队,已无法行使维持治安的基本职权,被迫于8月4日乘隙突围,转赴察哈尔省。于是,中国政府对平、津两市的行政权遂完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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