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公开投敌
发表“艳电”是汪精卫集团走上投敌道路的重要标志。此后,他们不顾重庆国民政府的劝阻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为筹码,同日本侵略者不断进行政治交易。
全国抗战处于最困难之时,汪精卫等人突然叛离抗日阵营,影响巨大。汪精卫出走时,其身份仍是国民党副总裁。为减少负面效应,重庆当局曾一度采取规劝的办法,希望汪精卫不要进一步行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作出“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决议时,由于蒋介石的劝阻,并没有立即下达通缉令。其后,蒋介石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其“翻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1]。对于留在重庆的汪派人员,蒋介石也好言相抚,称:“这次对汪先生的处分,实在是迫不得已,平时和汪先生接近的朋友应安心工作,不要灰心,不要猜疑。”[2]
与此同时,重庆方面还直接派人对汪进行“劝阻”。“艳电”发表前,驻英大使郭泰祺奉蒋介石之命,一再电告汪精卫,“历述英政府对近卫宣言之反响,及英国舆论与最近国际情势”,“切劝其勿公开主和,表示与中央异致,免予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希望汪早日来欧洲休养,自己愿意辞职当他的随从[3]。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又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秘密赴越南河内,对汪进行劝说。谷曾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国民党改组派的老人马。他带了汪精卫等人的出国护照与大笔款项,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称:“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4]对此,汪断然予以拒绝。
对于蒋介石的劝阻,汪精卫极度反感。两人除政治立场不同外,个人恩怨亦是重要原因。他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星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照?”同时,他仍以元老的口气说:“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5]
谷正鼎游说失败后,重庆方面继续通过其他渠道进行劝说。原先与汪精卫共过事的朋友及老部下,也以各种方式进行规劝。时任行政院秘书的陈某,在致汪的信函中委婉地提出一系列疑问,请汪考虑,比如:“在现时情势之下,与敌言和,能否保存领土、主权之完整,而不致重蹈朝鲜、琉球之覆辙?此为最可虑之点”;“艳电主和乃在响应近卫廿二日之演说,是近卫演说之后,始有谈和之可能,而近卫演说之前,先生已先行离渝,离渝与主和是否两事?”“如确认和谈有益国家,以先生之地位与责任言,应向中常委或国防最高会议正式提出,即使势有不许,亦可于离开国境之后,用函电向中央建议,何以艳电竟行在港发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民十六,先生反对清党与特别委员会,均以维护党纪为理由,以后先生对党事主张亦多如此,至有‘党纪先生’之雅号,何以此次发表艳电,对于党纪竟毫无顾及?先生何以自解?”“广州、武汉方相继沦陷,此时突然发表艳电,影响士气与民心甚大,结果将予敌以更大之征服机会,先生何以竟未注意及此?”[6]这些疑点,与其说是“规劝”,还不如说是尖锐的责问。如果汪精卫还没有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抛尽,就应对这些责问进行深刻思考。然而,汪精卫却置若罔闻,继续我行我素。针对汪精卫的重要助手周佛海,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是如此。蒋介石曾派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赶赴香港,准备约其会面,劝他回心转意。但周佛海已铁了心,对萧同兹的约见托辞拒绝。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如意算盘一开始就没有打准。“艳电”发表后,不但没有出现全国响应的局面,相反激起了一股反对汉奸卖国的怒涛。更令汪精卫等人感到彷徨的是,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政潮。1939年元旦刚过,与汪精卫达成默契的近卫文麿首相在内外交困中突然下台,继任的平沼内阁又未把对汪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方面无人关注留在河内的汪精卫。他不得不哀叹:“在河内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7]
在此形势下,等待有可能就是失败。为尽早了解平沼内阁的对汪政策,汪精卫自2月1日起,与从香港专程赶来的高宗武紧急商讨对策。经过连续五天的研究,拟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日本直接与蒋介石妥协;第二方案是“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及其他实力派负责中国的统一”;第三方案才是由汪出面收拾时局[8]。制定这套方案,实在是用心良苦。汪精卫等人深知,根据当时形势,日、蒋之间直接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极小,而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因地位不高,影响力有限,难于担当统一日本占领区的大任,所以故意把这二个方案摆在前面。如果日本方面有相同看法,就要考虑启用汪精卫的方案。这时,就可以明了日本对汪的真实态度。
由于汪精卫对第三个方案寄予很大希望,其内容因而要比前两个方案详细得多。该方案共有八项内容,主要包括:“组织反共救国同盟会”;日本“再次发表声明”;与日方会谈,“发表共同宣言”;建立中央政府;向日本借款二亿日元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建立伪政权的地点作了修改。“重光堂”会谈决定“在非占领的云南和四川省建立独立政权”,而这次却决定“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9]。南京早在1937年底即已沦陷,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也将近一年,“维新政府”是全国公认的汉奸政权,这一点汪精卫心里非常清楚。此前之所以选择在“非占领”地区建立政权,就是想避免被人们称为汉奸。由于西南地方实力派中无人响应所谓“和平”倡议,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设想已完全落空。
2月下旬,高宗武携上述方案再赴日本,会见平沼内阁要人,转达了汪精卫的意见:“(1)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2)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3)如果要他来负责,他将出马。”[10]日本新内阁赞赏汪精卫的这种态度,并决定支持汪精卫出马。探明日本政府的态度之后,汪精卫对日本的疑虑一扫而光,开始着手组府的各种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还四处活动,扩充力量。周佛海以财政委员会主任、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的三重身份,大力在香港网罗同党。他首先拉到香港金融界巨头、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通过他说动国民党留港诸银行的首脑,筹措到活动经费20万港币。接着又利用各种关系,把失意军人叶蓬、反共文人樊仲云等先后拉到麾下。新入伙者通常经政治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即由财政委员会发给生活津贴。除香港外,他们还派人去后方活动,物色对象。
身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无法容忍汪精卫等人执意沿着卖国投敌的道路走下去。软的一手失效后,他即开始改用强硬手段。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是汪精卫集团宣传卖国理论的主要阵地,国民党特工即把林柏生作为首选袭击目标。1939年1月17日,林在香港皇后大道漫步时,被人在头上砍了二斧头,因伤口不深,才没有丧命[11]。这次袭击向汪精卫集团发出了警告信号。
对于国民党特务的手段,汪精卫当然不会陌生。谷正鼎无功而返后,他即告诫陈璧君和曾仲鸣:“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12]重庆方面此时确实在部署对汪等人的暗杀工作。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以“十万火急”电报调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赴港待命。然后亲自带陈恭澍去河内,向他面授机宜。经过周密准备,戴笠于3月19日凌晨向陈恭澍下达“制裁令”,陈立即向全体特工下达命令:“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在尚无更适当的行动场地之前,暂以汪的住所为攻击目标。”[13]3月21日晚上,国民党特工人员向河内高朗街27号汪精卫住处发动袭击,结果汪精卫夫妇因临时改变居室而侥幸逃脱,由曾仲鸣当了替死鬼。
国民党特工连续在香港、河内对汪派人员发动袭击,将汪精卫集团逼向死角。他们带着对蒋介石集团的仇恨之情,决定实施反击。因手中没有武力,只能采用政治手段。3月27日,河内袭击案发生还不到一周,汪精卫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名为《举一个例》的文章,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吗?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没有证据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14]接着,他将1937年12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全文公诸于世。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对日和平问题。会上,外交部次长徐谟汇报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本所提的和平条件,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在会上发表了意见。汪精卫举这个例子,是要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在抗战初期就没有拒绝过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这同自己现在的主张是一致的。
汪精卫随后笔锋一转,向蒋介石提出责问:“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15]这些责问,使蒋介石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他因而愤恨地说:“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16]
汪精卫揭露蒋介石的出发点,与抗日军民有着本质区别。他除了是为反击蒋介石集团对自己的暗杀外,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叛逃行为辩解。三天后,汪精卫发表另一篇文章《复华侨某君书》,其上述用意暴露得更为清楚。文章借答复“某某老兄”的疑问,大肆发挥,重弹“抗战必败”的老调,攻击“共产党所谓游击战,不过是流寇的别名”,扬言要举发“共产党之趁火打劫”。标榜自己从抗战以来“时时刻刻想着抗战怎样可以持久,怎样可以获得胜利,同时也想着怎样可以觅得和平”。指责“重庆诸人”,对自己的“艳电”,“除了谩骂之外,看不见一些理性的话头”,装腔作势地要他们“幡然觉悟”,“拿出抗战的决心与勇气来讲和”[17]。这些言论说明,汪精卫等人正步步走向抗日阵营的对立面。
《举一个例》等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激起了规模更大的声讨浪潮。汪精卫等人陷于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他们的自身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日本当局见此情景,决定立即派员把他们接到日本的势力范围加以保护,然后再磋商下一步合作问题。
根据日本五相会议决定,陆军、海军、外务、兴亚院等有关省部协商后,决定组织一个联合班子,由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长影佐祯昭负责,去河内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地区。在当地日本领馆的安排下,影佐于4月18日下午前往汪精卫住处拜访,双方正式接上了头。汪精卫对影佐等来访表示感谢,同时也认为河内不宜久留,准备离开此地,到上海发展。他认为:“广东对孙先生和我自己来说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国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行动的诚意。”[18]4月29日,汪精卫一行登上影佐等前来接应的日本货轮“北光丸”,前往上海。5月8日,汪精卫入住上海虹口日租界的土肥原公馆,同早已等在那里的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会合。从此,汪精卫集团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上海,他们从宣传民族失败主义,转为直接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在日军占领区筹建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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