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美”的乏力——“问题小说”的缺憾

1918年,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主张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胡适也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要求文学应描写“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种种问题”。在自觉的提倡下,写作“问题小说”在五四时期形成高潮。
“问题小说”的题材,主题相当广泛,从各种角度接触到严重的社会问题,透露出“五四”前后特有的时代气息。如表现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提出要改变劳动者命运的,有杨振声的《渔家》、《一个兵的家》;提出妇女问题的有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冰心的《两个家庭》;提出青年恋爱问题的有罗加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探讨人生目的,意义的有叶绍钧的《一个朋友》,许地山的《命命鸟》等。这些作品,以锐利的笔触,揭出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的病痛,振聋发聩,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病痛揭出了,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药方如何开呢?面对这个问题,问题小说作者的思考,显示出其独特性。
冰心、叶绍钧、王统照都不约而同地把“爱”与“美”做为其弥合社会裂缝,美化人生的药方。在他们的作品中,“爱”与“美”是理解的桥梁,是儿女永远的避风港,是催人向上的力量,是人生永久的期待。这带有浪漫色彩的药方,固然净化了人的心灵,但同时也把人抛向了更浓重的虚无飘渺之中。因为“问题小说”作者面对的是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单纯的“爱”与“美”怎么能化掉几千年的污垢呢? 于是,“问题小说”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女犯人的一次微笑,竟使小偷阿根受到感化,出狱后“居然成了个有些知识的工人”(“微笑”王统照)。
把“爱”与“美”赋予如此伟大而神秘的力量,反映出社会的污浊,也反映出作者面对社会的茫然。同时,“爱”与“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理想而不是一种现实手段提出的,因而其本身就带有致命的软弱性。另外,作者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描写,浪漫主义的解决,也正说明了作者面对社会的无路可走。于是,庐隐绝望地认为社会是恶,许地山则以殉道的平静面对苦难。
武器的批判,并不就是批判的武器,“爱”与“美”诚然是伟大的目标,但做为荡污涤垢的利器却是不现实的。文学代替不了投枪。这是“爱”与“美”的教训,同时也是“问题小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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