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故居
位于香山路7号(原莫利哀路29号)。为一幢二层楼房,系当年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集资购赠孙中山先生。小楼前有花园草坪,三面环绕着冬青、香樟、平兰等树木,景色优雅,环境幽静。1918年至1924年底,孙中山在这里居住并从事革命,先后写下《建国大纲》、《孙文学说》、《企业计划》等著作。1920年1月后,孙中山在这里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和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接触,并改组了国民党,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1949年以后,孙中山故居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经过多次修缮,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楼内陈列绝大部分为原物。〔现代散文〕 这是一条宁静的小街。这里,没有拥挤的人流和喧嚣的市声,也很少有过往的车辆。街不长,一眼能望到尽头;两侧人行道上栽着挺秀的法国梧桐,每到春夏之交,婆娑的绿叶伞盖似地遮住了整个街面。
在小街的东段,座落着一幢并不十分显眼的小洋房。一楼一底,临街窗面,倾斜的屋顶上伸出矮矮的烟囱;楼房外壁用水泥镶嵌着一颗颗小小的鹅卵石。由于年深月久,在浓郁的树荫下呈现斑驳的紫褐。
门牌上写着香山路7号,也就是过去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这是孙中山先生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上海中山故居,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早先,这幢楼房以及附属的那个小花园是外国侨民的私人产业。辛亥革命后,孙先生奔走国事,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两地,风尘仆仆,万分辛劳,却一直没有固定的寓所。于是,出于对先生的热爱,旅居加拿大的一些华侨集资捐赠,将这幢房子买了下来。所以,从1918年夏季到1924年初冬,6年间,除去在广东进行活动,先生在此地断断续续居住了大约三度春秋。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来到静静的香山路。中山故居的铁门打开了,接待我的讲解员小周,是一位挺秀气的姑娘。她把我领进一间休息室,换上软质的拖鞋,然后推开一道侧门,来到走廊。小周告诉我,孙先生在寓所先后住过三次:第一次是1918年7月,先生因护法斗争失利,避居上海,起先住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党部机关,后来移居这里。先生在这里住了两年,发愤著书,完成了有名的《建国方略》,办起了《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还接见了各界代表。第二次是1922年8月,由于陈炯明的背叛,先生不得不登上永丰舰,离开广州来上海。在这里,他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在“艰难顿挫”、“孑然无助”的困境中,找到了光明的前途。先生最后一次来此是在1924年11月。当时,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邀请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先生由广州起程,在上海寓所住了几天,然后,乘船取道日本,经天津到北京。
我首先参观了故居的底层。这里有客厅和餐厅,其余的房间里住过厨师、随从和侍卫长马汀率领的警卫人员。
客厅与餐厅仅一门相隔,拉开滑门,便成为一大间。小周打开吊灯,整个厅房顿时充满柔和的、橙黄色的光线。
“这是孙先生通常会客和接见新闻记者的地方。”小周指点着客厅里的桌几、沙发对我说:“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学联的几位年轻人前来拜访,先生请他们坐沙发,自己坐一旁。孙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场斗争,但对学生们的爱国精神却由衷钦佩,给予很高评价,还专门拨款资助他们。当时,孙夫人就坐在靠近先生的那一头,用英文打字机记录着谈话的内容。”
姑娘的声音稳重、悦耳,带着讲解员惯有的简洁。然而听得出,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她巡视着这座空落落的客厅,仿佛看到先生和他贤淑美丽的夫人,依然端坐在这温暖的灯光下,用他们的一片赤诚,欢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和同志……
我仔细看客厅和餐厅的各种陈设。客厅的墙上,悬挂着先生最喜爱的墨竹图;屋角,有几盆素洁幽香的兰草、兰竹交映,一如先生的品德与情操。餐厅内,有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佩带过的指挥刀,有先生和夫人在我国第一架自制的飞机前的留影,有友人赠送的“醒狮”大理石画屏。圆形的餐桌中央,还插着一瓶淡雅的鲜花,那是小周姑娘踏着晶莹的晨露,刚从厅外的小花园里采撷来的。小周说,先生的饮食极其简单,长年吃素,每顿不过几小碟菜,偶尔来客留饭,才请夫人关照厨房加炒一点鸡蛋。抚摸着餐桌旁的一把把木椅,我沉默了。一种深深的敬意从心底油然升起。呵,一个领导推翻封建专制的革命伟人,一个身居高位的开国元勋,却严于律已,过着如此清寒朴素的生活,那些飞扬跋扈、纵情声色的人,在先生这面明镜前,难道不感到羞耻吗?
我们登上二楼。那里有两间屋子,左边一间是中山先生夫妇的卧室,右边是先生的书房兼办公室。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孙中山先生经历了他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转变。
1918年,西南军阀勾结官僚政客非法改组广州军政府,孙中山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务。这时,他已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大患在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痛愤之余,他决心埋头著述,想用科学和实业来拯救我们多难的祖国。他住进这座寓所,伏案疾书,在一页页洁白的稿笺上倾注了振兴中华的宏伟理想。
我瞻仰了先生工作过的黑漆布的书桌。上面放着一方引人注目的大砚台,还有一盆油色尚新的红印泥。在这里,除了著书,先生还拟电稿,署文件,研究中小学的教材,为友人的新作题跋作序。也正是在这张书桌上,他手提狼毫笔,饱蘸浓墨,为后人留下了四个庄严的大字——“天下为公”。
我跟随着小周缓缓走下楼去。客厅的灯依然亮着,还是那么温暖、柔和。晨风轻轻吹拂,送来一缕兰草的馨香。我们凝望着窗外那栽满冬青、剑兰、香樟和铁树的小花园,耳畔似乎还能听到先生遗留在草坪上跫跫的脚步声。忽然我发现小周美丽的睫毛被泪水沾湿了。
“先生北上,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在客厅里举行的。”她轻声说:“当时,段祺瑞还在台上,先生此行实际上是冒着风险的。而且,谁也不知道,因为长期积劳,他的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可怕的癌细胞已经在开始吞噬先生的肝脏。可是,为了和平统一,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先生抱着‘身先国民’的决心,毅然登上了北去的航船。先生走了,他,再也没有回来……”
是的,先生走了,他登上了远去的航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浪迹天涯,云游欧美,在大海上航行了20万公里。他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水手,驾驶着航船,在暗夜里,在风雪中,在险象环生的礁丛间勇敢的行进着。
是的,先生走了,他再也不回来了。可是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后人的心中。
(刘征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