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吏 

杜甫

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　　　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　　　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　　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　　　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　　　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敌垒，　　　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　　　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　　　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三月，围攻叛军安庆绪据守的邺城(今河南安阳)的九个节度使官军，由于叛军史思明援军的到来而溃败。郭子仪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洛阳震动。这时，杜甫由洛阳探亲返回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任所，途经新安县(今河南省境)，见到抽中男(少年)服役的惨状，于是写了这首诗。在这次旅途中还写了《潼关吏》、《石壕吏》和《新婚别》、《垂老别》，以及《无家别》等一组共六首新题乐府诗。后世称它们为“三吏”、“三别”。这组诗同《丽人行》、《兵车行》、《前出塞》、《后出塞》一样，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旁”的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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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层次结构分明，前半与后半两大段，前段对当权者的揭露与讽刺;后段，则对应征者的劝慰与鼓励。

第一段(“客行”至“哭声”)：讽当权者

这段又有二层意思：

第一层(“客行”至“王城”)：路遇“点兵”情况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首句的客，是第三者泛称，此杜甫自指。点兵，按照名册征兵。更无丁，杜甫问新安吏：你这里岂无壮丁可抽遣?更，岂;丁，指成丁、壮丁。唐代实行府兵制，称征兵文书为府帖。据《唐六典》(卷三)：“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二为丁，六十为老。”后来改为：“百姓宜十八已上为中男，二十三已上为成丁。”成丁才服兵役，因无丁可征，挨次抽中男。故云“次选中男行”。此处的王城，指唐王朝东都洛阳，周代的王城。

这八句大意是说：

诗人正在新安道上走着，听到一片喧闹声，原来是在抽丁应征。诗人请问新安吏：“这小县难道没有壮丁了?”吏答说：“昨夜刚下了征兵文书，将按次选取中男应征出行。”杜甫听了，不禁感叹说：“中男年小体矮，靠什么去守东都洛阳呵!”

第二层(“肥男”至“哭声”)：征夫语别惨景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伶俜(língpīng铃乒)，孤零零样子。肥男、瘦男，用东汉赵孝语。据《后汉书》云：“赵弟礼为贼所得，将食之。赵孝自缚诣贼曰：‘礼饿羸瘦，不若孝肥饱。’贼感其意，俱舍之。”此处借以讽刺当权者不管民之肥瘦统统强行征召。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

不管肥男或瘦男，也不管有无母送，统统强行征召入伍。在傍晚时，被征发的新兵全都带走了，就如东流的白水只顾前行;而青山间却还萦绕着送行者的哭声。这是当时送别双方呼天抢地的现场惨景留下的余波，即是说：天地岂无情，青山白水也为之呜咽不止。

第二段(“莫自”至篇末)：对征人的劝慰

在这一大段中，诗意有一个大的转折，即从揭露讽刺转为对征人及其家人的劝慰。并且劝慰之辞十分恳切，一层深一层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劝解与宽慰。全段十六句，几乎每四句各含有一层意思。且看诗人是如何解劝的? 有“四劝”——

　　　一、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先劝其不要因哀而伤体，即使把眼泪都哭干了，也不会有人同情的。这是诗人代当事者(征人及其家人)抒发怨情，并暗示朝廷无情。

　　　二、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再说战争指日可平，至于失利是偶然的、暂时的。相州，即邺城(即今河南安阳县)，是时为叛军安庆绪(安禄山之子)所据。诗歌于此，不言“失败”，也不说“败军”，而以“归军”称之;对溃败，且以星散营称之。这确是良苦用心，不使征人闻之气馁，不利于平叛的军事行动。故用这种含蓄说法。事实怎样呢?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载，其大意是：乾元元年(758)，郭子仪等九个节度使率军二十万围攻相州安庆绪，终未攻下。二年三月，史思明带叛军五万自魏州来援，时正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唐军大败，各节度使都退回本镇，只有郭子仪独自留军保卫洛阳。诗人那种含蓄说法，是想说明这次征兵，实在出于无奈。

　　　三、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又说，新兵此去离家不远，且工役(如挖壕、牧马等)不重，更无危险。就粮，犹言“就食”，且近在营地，即故垒。练卒旧京，是说训练兵卒就在洛阳旧都。不到水，是指挖壕不深。

　　　四、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最后指出，出师有名，统帅“如父兄”，定能克敌制胜，切勿“泣血”。泣血，形容过分悲痛。仆射(yè夜)，指统帅郭子仪。郭子仪治军深为兵士爱戴，视其为父兄。据史载：“……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见《通鉴》)

这番宽慰之辞，真可谓至诚至切，说理层层逼进，造语句句剀切，无字不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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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安吏》在艺术上，历来得到肯定，众口称赏。认为“《十九首》后，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三百篇》后，得其意者，古今杜子美而已。”(明·王应麟语)又有说，杜诗的笔力用在“言内”，其深意溢于“言外”。

然而，此诗之题旨是什么?却一直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古今都有一些不同看 法。

明人张綖在《杜诗通》中曾说：

　　　凡公此等诗，不专是刺。盖兵者凶武，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之，则慰之哀之。若 《兵车行》、前后 《出塞》 之类，皆刺也。此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夫 《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 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则所以慰哀之者，是亦刺也。

今人的说法不甚相同，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唐诗选》(余冠英主编)认为：这首诗“把对统治阶级的谴责和对人民从军的鼓励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认为：《新安吏》等“六首诗写途中亲见亲闻的事实，真实地反映出战乱时代人民的痛苦，表现了作者高度同情人民和怀念时局的心情。”

《唐诗鉴赏辞典》认为：“杜甫在诗中所表现的矛盾，除了有他自己思想上的根源外，同时又是社会现实本身矛盾的反映。……这两种矛盾，在当时社会现实中，尖锐地存在着，然而前者毕竟居于主要地位。……杜甫的“三吏”、“三别”既揭露了统治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又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平叛战争，甚至对应征者加以劝慰和鼓励，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诗今选》(程、沈合注)的看法，与《唐诗辞典》基本相似。今人还有其他一些看法，此从略。

我认为明人的评价比较中肯，既全面又深刻。《唐诗辞典》等的看法，大体与“张说”相仿，只是其深刻性尚不够。《新安吏》，还有《新婚别》等诗，不仅仅客观主义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现实本身矛盾”，也不只是反映了“杜甫思想的深刻矛盾”。其实，作者在自己诗中已经比较妥善地加解决了，并不是如有些评论者所说那样，采取骑墙的“二元论”态度。

这就是说，对于眼前的诸多矛盾，如安史乱国、朝廷不恤民命、基层役政黑暗和民众遭灾而哀痛无告等等，都摆了出来，让它们曝于光天化日之下，然后加以排比，并分出主要的次要的、更主要和更次要的(如用当今的话说，就是找出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行妥善安排与解决。此以《新安吏》一诗为例，诗歌对于朝廷举兵平叛的军事行动(即战争)，认为是国家、民族大义所在，是第一位的。因此，明确肯定“王师”的讨伐，即然暂时溃败，也说成“归军”、“星散”，不至令人丧气。在此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君王的昏愦，予以婉讽(如明说“天地”，暗示“朝廷”)，甚至帮助掩盖失败真正根源。对于下层执行中的黑暗吏治，加以适当的揭露，但不穷追猛打，深挖见骨(如“客吏问答”若干诗句)，权作隐忍;至于对人民遭受的苦难，诗人一面真正地给予极大的同情，一面又晓明利害，提高认识，含悲忍泪地对征夫及家人进行富有感染力的劝慰与鼓励。在劝慰中，诗人立足点的高度和言辞的真情恳切，是十分感人肺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