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论的基本范畴。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孔子，《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这是论人，而不是论文。在孔子那里，“文”指外在的风度，“质”指内在的涵养。孔子认为，只有外在的风度与内在的涵养和谐统一，文质相称，才是最佳境界。魏晋以后，“文质”概念便被运用到文论上，一指语言风格的“华美”与“质朴”，故有“尚文”与“尚质”之说;一指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在传统文论中，始终以“质”即内容居主导地位，“文”即形式居从属地位，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就说：“文附质，质待文。”唐宋以后所流行的“文”与“道”概念，实际上就是作为形式与内容的“文质”概念的翻版。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尽管也有人主张“文道合一”，并以孔子“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为据，但占主流的还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将“道”视为“体”，“文”视为“用”。如南宋朱熹就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甚至重“道”轻“文”，如北宋程颐就认为“作文害道”，“玩文丧志”，反对单纯在“文”上下功夫。即使是反对道学的批评家，也难以超越这种正统的观念，如清初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顾炎武也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之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尽管他们所谓“道”与程朱所谓“道”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以“道”为“文”之本。这种传统观念演变到现代，就是反对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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