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 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 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做过清朝人叫做“汉学”的一步工夫， 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 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庄子》的《天下篇》， 《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诸子略》，均是平行的纪述。我们要编成系统， 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 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

现在治过“汉学”的人虽还不少， 但总是没有治过西洋哲学史的。留学西洋的学生， 治哲学的， 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 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 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 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 可算是心灵手敏了。我曾细细读了一遍， 看出其中几处的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我们对于一个哲学家，若是不能考实他生存的时代，便不能知道他思想的来源;若不能辨别他遗著的真伪，便不能揭出他实在的主义;若不能知道他所用辩证的方法，便不能发见他有无矛盾的议论。适之先生这《大纲》中此三部分的研究， 差不多占了全书三分之一， 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 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

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 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

第三是平等的眼光。古代评判哲学的， 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且同是儒家， 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是很平等的。

第四是系统的研究。古人记学术的都用平行法，我已说过了。适之先生此编， 不但孔墨两家有师承可考的， 一一显出变迁的痕迹。便是从老子到韩非古人画分做道家和儒墨名法等家的， 一经排比时代，比较论旨，都有递次演进的脉络可以表示。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

以上四种特长，是较大的， 其他较小的长处， 读的人自能领会，我不必赘说了。我只盼望适之先生努力进行， 由上古而中古， 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们3000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 那真是我们的幸福了!

中华民国七年八月三日

(《蔡元培全集》， 中华书局1984年版)

赏析 《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一编，于1918年曾独立出版。像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出现。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在讲义的基础上编成。

当时，蔡元培是北大的校长，他就是研究哲学的。当年在德国留学时，就是学的哲学。1914年他就出版了《简易哲学纲要》，1918年又出版《哲学大纲》。在1921年赴欧美考察教育时，纽约大学曾授予他名誉哲学博士学位。作为校长，作为哲学家，亲自为胡适这本书作序，足见他对这本书的重视。

这本书，在当时也的确值得重视，因为它具有开创性。

正如蔡元培在序中所说，在古代，讲述哲学的著作不少，但都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的平行记述，构不成哲学发展史的系统。在胡适之前，北大就开有古代哲学史课。讲授时，也还是单列平行讲作品，如讲《周易》，讲完之后讲《老子》，讲完《老子》讲《庄子》，……都是孤立地讲，不成史的系统。这种讲法，缺点很明显。学习的人学过之后， 只知道历史上几个哲学家，懂得了他们的作品及思想，却不能明白哲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当然也理不清经验教训。

胡适在美国留学，就是学哲学。他从美国学得了一种系统研究的方法。1917年胡适回国，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就用这种新方法授课。他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当然也是用的这种新方法。根据蔡元培的介绍，胡适这部著作有四大“特长”： “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

所谓“证明的方法”，就是考证。胡适的办法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过去曾批评他这是“唯心主义”，实际上这是搞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当时的胡适，就被人们视为有“考据癖”。甚至鲁迅在《阿Q正传》中当作“开心话”提到这件事。胡适就是通过这种考证，不仅解决了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而且后来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上，也颇有成效。蔡元培在序中给予肯定，是应该的。

所谓“扼要的手段”，实际上是取整体还是取部分的问题。“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是整体; “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是部分。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是取部分。蔡元培赞为“这是何等手段”。这从一个方面说，是胡适想求得所讲更稳实。因为在老子之前的那“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有许多难以说清的史实问题。连史实都难以敲定，那么写起哲学史来，岂不处处埋伏着失实的危险吗?胡适重证据，他不想冒那个险。为了不造成自误误人的后果，宁付阙如。这种精神应该肯定。

过去“评判哲学的，不是墨非儒就是儒非墨”，其原因在于研究哲学的人，自属某一门派或流派。他站在本派一方，去看别派的哲学思想， 自然就会“非”他人而肯定自己。这里就必然有着偏见或成见，论断起来就不会公平。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来的新人，在学术思想上，不属于传统的任何一派。他用他自己的观点去看“诸子”，他便能比较客观，是是，非非， “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看来事情并不大，但开了一个好头。学术研究就应该是“很平等的”，确也应该特别提出，加以发扬。

胡适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最突出的就是“系统的研究”。他所采用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画出了中国古代哲学“递次演进的脉络”，使读者能够看出历史发展的面貌。蔡元培称“此真是古人所见不到的”。这确乎不是过誉。

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它不仅适用于哲学史的研究，而且适用于其他一切历史性的研究。在中国古代，一切历史性的研究，几乎都是“平行”法。连历史记述的本身，也是“平行”记述。胡适这种方法一经推广，其他学科的发展史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如历史研究，除了断代史研究以外，便有了中国通史研究。

所以，胡适这本书，哲学见解如何且不说，就这所谓的“四种特长”，倒也真值得蔡元培来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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