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撰，史论专著，全书9卷。有1921年吴兴刘承干刻《章氏遗书》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叶瑛《文史通义校注》。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少随其父章镳居湖北应城县署，25岁肄业北京国子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进士，时年41岁，归部铨选，终未得官，一生很不得志。《文史通义》是他35岁时，在朱筠的安徽学署中，于公余之暇所撰述的，成书于嘉庆元年(1796)。该书没有明确的组织体例，所论内容极为广泛，实为关于经史诗文诸学的论文总集，其中《浙东学术》一篇，作于嘉庆五年(1800)，即其逝世前一年，由此可见该书是长时间积累而成的。

该书分为内篇6卷，外篇3卷，各有多篇论史的文章。其主要史学观点是：一、“六经皆史”论。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他在《浙东学术》中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后人贵经术，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在《报孙渊如书》中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耳。”这些都说明他认为经就是史，经学就是史学的观点，打破了过去重经轻史的学风，扩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围，对先秦史学史和史料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二、提倡方志。我国方志起源很早，但是，方志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则是章学诚所创立的。三、在史学方法上有很多创见。他发展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于“才、学、识”之外，提出“史德”。他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具备了“义、事、文”方可称为“史家”。他强调治史要有尊重史实的基本态度，不能以主观偏见代替客观史实。即“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态度。此外，他认为，古来史书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即所谓“撰述”和“记注”。前者指史学著作;后者指史料纂辑。这些都是作者精深独到的见解，对研究史学贡献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