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皇甫谧·高士传

西晋杂传体小说集。皇甫谧(mì)撰。《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六卷。今本三卷，记述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九十六人的生平事迹。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谓，原书只记高士七十二人，今本系后人杂抄《太平御览》所引稽康《圣贤高士传赞》、《后汉书》等，附益而成。可知今本已非原书。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谓载九十六人，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自披衣至管宁仅八十七人，可能宋时已有两本。清人高兆又为采摭自晋至明得一百四十三人，则辑为《续高士传》。《汉魏丛书》本载九十一人。吴曾祺《旧小说》载录十人。李格非、吴志达主编《文言小说》载入二人。是书叙记贤圣高士之风，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体例略同刘向《列士传》。皇甫谧编是书，大抵系借古咏怀之意，其中有些篇章是反映看破世态，不愿追名逐利，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如《严光》，写严子陵隐居，光武帝亲自去访召他，他睡在床上连起都不起来，帝同他说话，他竟“眠而不应”，好久始张目而言：“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充分展示了严光的超尘绝俗之志和傲岸奇特的隐士风度，反映了作者对严子陵的赞扬态度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严遵》通过严君平安贫乐道、不愿出仕、不肯受人“车马衣粮”的事，表现了严氏“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的视名利则如粪土的高洁品格和高尚情操。《韩康》则写韩伯休隐居霸陵山中，桓帝时，使者奉诏“备玄纁安车以聘之”，“康不得已，乃佯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先行，而终遁去。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亭长正“发人牛修道桥”，准备迎接奉诏进京的韩康，却见韩康“柴车幅巾”，以为是老百姓，便夺他的牛，他就把牛卸下来给了人家;后使者至，亭长才知道发生了误会，惹下了乱子。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乃止，韩康也于中途逃遁。这有点像《世说新语·雅量》篇里的《褚公于章安令》，所不同的是：褚裒走马上任了，而韩康则看破红尘与世无争，终老霸陵山中。是书有些是表现仗义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高尚精神的，如《江上老人》，写江上丈人救被楚王追捕中的伍员过江，既不肯受恩，又不愿留名等。还有的是针砭沽名钓誉之徒的，如《汉阴丈人》。像《梁鸿》反映梁伯鸾于隐居中，其忧国忧民以及他与孟光志同道合等;《渔父》写楚渔父遇屈原，宣扬“与世推移”、“举世混浊，扬波汩泥”、“众人皆醉，餔糟歠醨”等思想，都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不小影响。当然作品中，其消极思想倾向则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