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象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象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势。 “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象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 “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 “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 “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象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 “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 “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 “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 “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 “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 “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 “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一九三八年二月

生动的讽刺艺术形象——谈张天翼的《华威先生》

张天翼是我国文学青年熟悉的老作家。他是湖南省湘乡县人,1906年生于南京。1928年写成短篇小说《三天半的梦》,发表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上,从此,张天翼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
《华威先生》是张天翼的代表作。1938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
在这篇短篇小说里,张天翼以他锋利的艺术雕刀刻划了华威先生这一讽刺艺术形象。这一艺术形象所概括的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作者的形象塑造的艺术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虽然华威先生是一个受鞭笞的讽刺艺术形象,但是,作者没有肤浅地对待这一形象。他不是徒然让人物制造笑料,而是深刻地剖析这一形象的灵魂,赋予这一形象以强烈的社会典型意义。深刻的艺术概括力是作者形象塑造的最基本的经验。
1938年,我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高涨,抗日的烽火漫天燃烧,抗日的热流遍地翻卷。但是,热流之下藏暗流。这股潜在的暗流,就是国民党反动派表面抗日,实质亲日;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虽然揭举起抗日的旗幡,高喊着抗日的口号,但却对抗日的有生力量予以戕害,对抗日的革命浪潮加以阻遏。1938年武汉失陷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这一政策日见露骨。张天翼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发现了这一阻碍和破坏抗日运动的潜流。他把这一生活的现象,把许许多多的假抗战分子,把自己对生活和人物的体验、理解和认识,加以艺术的提炼和概括,熔铸成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华威先生。华威先生是文化界的一名小官僚。在狂澜骤卷的抗日洪涛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华威先生借抗日的声浪浮上了水面。他跻身于抗日队伍,以售其奸,他挥舞着抗日的旗帜,招摇过市。他成天叫苦不迭:“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我怎么跑得开呢?”他的专用包车“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 “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他来也匆匆,去也忙忙,整天风尘仆仆,有如烟尘飞卷,以至于繁忙得要他的夫人密斯黄代劳。小说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华威先生繁忙的特征,更深刻地透过繁忙的假象揭示繁忙的实质。他忙于发指示,勤于作报告,但是对于抗战中的实际问题却充耳不闻,撒手不管。他虽然假惺惺地问询“难民救济会”的困难,但一旦困难真个提将出来,他又以“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搪塞过去。华威先生那不着实际、蜻蜓点水的作风,虚假繁忙、惯于敷衍的态度,经过作者的艺术画笔,得到鲜明的揭示。于此,一位庸碌委琐的小官僚的形象便活脱脱地跳上纸面。这位小官僚形象的意义不在于他是生活中某一“华威先生”的艺术复制,而是许许多多官僚政客的艺术集中和概括。小说作者是把同类人物的性格特征集中起来塑造成华威先生这一具体的艺术形象的。华威先生发表抗战演说慷慨激昂,但从来不解决问题;不着实际时,积极;触及实际时,消极。此言此行,不正是官僚政客抗日态度形象化的艺术反映吗?
张天翼对华威先生形象的典型意义的开掘还不止于此。虽然华威先生以敷衍搪塞的态度对待抗日运动,但是为了维护官僚政客的利益,他却是嗅觉灵敏、耍弄权术、坚持不渝的。
对于笼络青年一代,华威先生可谓“周到热心”。他对青年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不仅逢会嘉奖,勋勉有加,而且故作亲昵,似乎屈尊下士, “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借以拉拢青年,笼络人心。
对于控制社会团体,华威先生可谓满含机心。妇女界成立了一个“战时保婴会”,他闻之大惊,把该组织负责人找来大开训戒。他唾沫四溅,始则宣布: “由我们文化界抗战总会派人来参加。”见对方略表踌躇,他则施加压力: “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最后,他竟至泼妇撒赖,用“食指点点对方胸脯”,下最后通牒: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软硬兼施,捎枪夹棍,经过两次“谈判”,他终于如愿以偿,厕身其间,控制了这个组织。两个青年学生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他闻之大怒,大动肝火。责之为“秘密行动”,声言调查“背景”,探查有无越轨行动。他象一条嗅觉特别灵敏的猎犬,到处嗅闻着有无异样气息。他到处插足,为着控制他人。这是华威先生之所以三餐无时,繁忙不迭的根本原因。
对于坚持政府国策,华威先生可谓不遗余力。华威先生到处鼓吹抗日“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他声嘶力竭地叫嚷“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抗战工作才能展开”。他摆出一副教训者的姿态说: “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他危言耸听地声称: “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这个领导中心就是国民党反动派。鼓吹这个领导中心,是企图吞食抗日成果,拍卖民族利益的反动政策。对于这个反动政策,华威先生充当了狂热的鼓吹者,卖劲的推销员。
通过上述形象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是一个可鄙的官僚、可恶的政客、可耻的恶棍,因而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可靠的鹰犬。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取决于文学作家对形象的特征所概括的内容的深广程度。张天翼在华威先生的形象身上所概括、所赋予的社会内容是相当深广的。这就大大提高了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充分显示出张天翼高超的思想才能。
对艺术形象的深广概括,是提高典型的社会意义的重要途径,而要赋予典型人物以艺术生命,则需要作者的艺术才能。张天翼为了成功地刻画华威先生这一讽刺艺术形象,广泛地调用了小说形象塑造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段。
鲁迅先生说,讽刺艺术“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样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张天翼塑造华威先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施用讽刺艺术的。
尖锐的讽刺肖像。华威先生“永远夹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用墨是省俭的,并没有铺采摛文;所写是自然的,并没有人为的造作。但是,这个本身“可恶”的对象,经作者的艺术雕刀轻轻一刻,就“动人”起来。作者抓住人物外形、肖像上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拎皮包、带戒指、拄手杖、翘手指,揭示了他附庸风雅、故作多情、矫揉造作的性格。这些性格在人物身上发生奇妙的混合,形成了讽刺喜剧特征。于是,华威先生一副可鄙可笑的尊容,活现在人们的眼前。这就告诉我们,对象本身构成了讽刺喜剧色彩,因而,作品的讽刺喜剧美是由对象本身直接提供的。所以,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张天翼的讽刺以真实为基础,充分地显示出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
出色的讽刺细节。华威先生在三个不同场合,有三副面孔、三种态度,这是作者经过精心提炼设计的人物讽刺细节。
其一,到难民救济会。这是下属机构。华威先生板着面孔,态度庄严,故作矜持。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一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旁若无人,趾高气扬, “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俨然一副抗日救国、舍我其谁的派头。
其二,到抗战总会。这是高级机构。在大巫面前,他仅是一个蹩脚的小巫。于是他先前冷若冰霜的面孔上霎时荡起了温煦的春风,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点头”。 “主席对他微笑,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象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离开难民救济会是“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夹,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当他离开抗战总会时,是“腰板微微地一弯”,竟连续两次,道歉不迭: “兄弟首先要请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前踞后恭,判然两人,一副势利相!
其三,在私下的场合里,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肃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密斯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又是另一副面孔,又一种腔调。在岸然的道貌下,却是恣情酗酒的丑行;在抗战的口号声中,却是觥筹交错、醉生梦死。这该又是何等尖锐的讽刺!阳为道学,行同㣘彘。细节的点染,强化、升华了这种讽刺艺术效果。
高妙的讽刺语言。小说作者准确地把握了华威先生的社会特征和性格特征,从人物的特征出发,设计语言,因而熨贴身份,切合性格。作者的讽刺语言本身质朴无华,不见豪华的辞饰,没有奇异的夸张,这正是为着维护讽刺的本质真实性,让人感到真,可以信。人物的语言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特征,时而见出市侩气,时而显出恶棍味,时而耍出流氓腔。他言辞短促,不是性格爽快的表示,而是忙碌、庸俗的反映。他疾言令色,不是严正庄重的表现,而是跟他可笑的形象恰成对照,益发毕现讽刺的意味。他在不同的场合都是重复着同一种语言,又适足暴露出他思想的贫乏,头脑的冬烘,构成了对委琐的性格讽刺。
鲜明的讽刺倾向。讽刺不是客观的,它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是通过形象的艺术描绘,来表达作者对人物的揭露性的主观评价,它是一种战斗的抒情。作者的主观评价愈强烈,那么讽刺效果就愈强烈,达到强烈的愤恨转化成讽刺怒火的目的。这篇小说通篇找不到作者的直接评述,但不加揶揄却能抑扬分明。作者鲜明的讽刺倾向熔化在形象的艺术描绘当中,这并未减弱讽刺力量,而是通过情节、场面、形象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更增添了讽刺效果。作者充分揭示了人物的讽刺属性,字里行间毕露批判的锋芒,让人物自身的言、行、情、貌来作自我揭露和嘲讽,对灵魂进行自我揭露。
毕览全篇,我们实在感到华威先生可笑,达到作者战斗抒情和读者集体抒情的结合与统一。这种令人可笑的讽刺艺术效果,正显示出作者精湛的艺术功力。但是,我们毕竟还是笑不出声来。他是抗日的蛀虫,是阻遏抗日运动的败类。在这个可笑的讽刺形象身上,我们感到可怖,引起我们对生活作出严肃的思考。这种显著的讽刺社会效果,又正显示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功力。